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陈远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网易考拉推荐

历史的烛照——评《燕京大学1919—1952》  

2013-08-25 18:3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在网上看到的一位网友对拙作的评论,在此存一下。博文来自: shineway 

 

  最近有两则关于大学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则说,2013年全国高考录取结束,香港大学从北大、清华手中抢到16名省市状元。另一则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卸任,研究院的国际评审、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过去几年中国高校中兴起的各种研究院、研究中心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这里面的确是名列前茅,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两则新闻里的两个关键词——“抢”和“特别”有点意思。 
    自从2003年教育部开放港澳高校自主招生,最为各大高校看好的高考状元们开始大幅“外流”,其中主要流向香港大学。这样的流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英国《泰晤士报》2012—201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以第35名超过北大(46名)和清华(52名)。而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五百强排名中,北大、清华和港大同列在第151—200名的区间内,低于名列101—150名的台湾大学。两份榜单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仍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在和港台地区的比较中都落了下风。 
    王德威教授说复旦文史研究院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应该是说它难得地在国内大学形形色色的研究中心里做出了一点特别的成绩——主要是《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整理出版。而意味深长的是,葛兆光将能取得这点成绩归功于复旦大学:“(学校)不管事非常重要,因为不限制你做任何事情。” 
    由这两则新闻,我联想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所1919年建校、1952年消亡的大学,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这是今天连北大、清华毕业生也享受不到的优遇。也正是在1928年,后来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在物资和人手奇缺、战火不断的年代里,先后完成出版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至今还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 
    历史的对比让人唏嘘。今天教育界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先进科研成果”,我们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实现。专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和学术成就,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建立在领导人(以校长司徒雷登为首)的先进治校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上。这些理念包括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也正是从13世纪初的巴黎大学肇始以来,西方大学赖以发展的一贯的精神内核。当时,燕京大学虽是一所教会大学,但“燕大的基督化氛围更多靠的是司徒雷登和教师们与学生之间的个人交往和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环境熏染和精神影响”。正是独立于教会和政府(国家)的自由,使燕大的学术花粉如沐春风,在抗日战争前的短暂安定中迅速繁荣,蔚为大观。 
    当年燕大的学术氛围,当然还离不开校长(后改任校务长)司徒雷登的苦心经营与一批名师的合力鼓呼。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周作人、钱穆、冯友兰、郑振铎、朱自清、洪业、赵紫宸、吴文藻、冰心,等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学者、作家,都曾在燕大授课,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培养了一批传承学术火种的人才。他们的成就,仍然让后辈学人高山仰止。 
    读《燕京大学1919—1952》,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在1939年圣诞节前写给燕大教职员的孩子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年的耶稣圣诞节眼看就快要到了,我为了要欢迎你们在圣诞节那天到我家来聚会,特意托我的几位朋友来帮助我筹备这个盛会。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们那天能够到会参加。你们如果决定前来,请把你们的名字填在下面所附的回条上,于12月10日前送交校长办公室处转给我。以后我要根据你们的回条预备茶点,发请帖正式来请你们,并告诉你们开会的时间。敬祝你们活泼快乐。——你们的朋友司徒雷登”难怪冰心在《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一文中亲昵地称呼他为“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今天连毕业典礼致辞都要秘书代劳的大学校长们,大概是不屑给小朋友们写这样一封邀请函的。这正是行政化了的高校校长们的权力傲慢,因这样的傲慢,他们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爱与同情。 
    1952年,在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权力傲慢中,燕京大学消亡在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在这场以调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加速专业人才培养为表面理由的运动中,燕京大学被瓦解,各部分相继并入北大、清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从历史中消逝了。而作为“消亡”一幕的缩影,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遭致了分崩离析的命运。中国大学的社会学和法学此后一度被取消,直至1978年才恢复。布尔迪厄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节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转引自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司徒雷登,这位将自己的一生与燕京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校长1962年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他在遗嘱里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安葬于燕京大学。但直到2008年,他的骨灰才在多方努力下,从美国运回,安葬于中国杭州。这让我想起了野夫在《尘世·挽歌》中讲的一段故事: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的一帮旧友发起,想为武大老校长刘道玉塑一尊铜像,立在珞珈山下,竟被武大校方拒绝。野夫感叹道:“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 
    如今,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内,司徒雷登简朴的墓碑上仅仅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简单的几个字。虽未如愿安息于燕京大学故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内,但相信天道人心,自有公论。陈远的这本燕京大学校史,也可拂去历史的尘埃,烛照后来人。

  评论这张
 
阅读(2932)| 评论(3)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