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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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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与立宪运动的一次擦肩  

2011-07-07 14:4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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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与立宪运动的一次擦肩

文、陈远

 

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已经毕业16年了。就在张伯苓毕业的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开始维新变法。也是在那一年,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创立,教育新潮在陈旧的大清体制中开始萌发。

 

“美满的事”

 

张伯苓学水师而终于教育,契机也是那一年。当年5月,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旋即拱让给英国。张伯苓感到“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

胡适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目睹这一切,深受刺激,喟然发叹:“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几个月后,张伯苓开始在严修家馆任教。严修,近代史上被封尘已久的一个名字,张伯苓和南开之所以能在日后风生水起,实得益于严修。近年来学界对于严修开始注意其对南开的贡献,但是其为何能对其为何能发挥如此作用探究不深,这还要从晚清变法说起。晚清变法,袁世凯受命在直隶天津先行尝试,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的严修落入袁世凯的视野。当时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多出自严修,袁世凯尝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 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 可见严修的重要。

不过,严修与袁世凯的交情,还不在于兴办教育。190811月,摄政王当政后欲对袁世凯施以辣手,差点命丧黄泉,袁“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 190915袁离京,只有严修和杨度二人(一说还有二人)陪着落魄孤单的袁,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之后袁世凯东山再起,炙手可热之际,严修却拒绝了袁世凯邀其入仕,以一介布衣,笑傲公卿。

南开之所以为南开,和严修与北洋渊源是分不开的。

所以,胡适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

 

立宪运动的局外人

1911年,3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家馆(1904年改为南开中学)教授了13年。胡适说:“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帮助”。

确实,此时的张伯苓,在天津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颇有名望的乡绅了。

那一年,尽管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并没有什么先兆预示革命的爆发。孙中山的革命党,始终未成气候,而当时的另外一支政治力量——立宪派,本意并非推翻这个王朝,此时正积极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立宪。年长张伯苓六岁的天津教育达人温世霖,便是当时天津立宪派的重要人物之一。1910年,全国请愿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际,温世霖先后六次参与请愿,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

114,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否则按法惩办。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缩短三年,但东三省和直隶由于地处日俄侵略的前线,危亡感倍加深切,仍然继续请愿。你这厢满腔热情爱国,他那厢认定你心怀叵测。清政府和激进立宪派之间的冲突发生了。

191117晚,当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逮捕。陈夔龙逮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未经任何审判而定罪。在天津各界中引发不小震动。

 翌日晚八点,直隶省绅界齐集天津县议事会,公推张伯苓为临时会长,共议挽救温世霖的办法。先由温世霖之弟温励庵报告被捕情形,次由张伯苓、杜小琴等报告此事发生原因,最后决定用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诘问被拘理由”,当场拟定上书稿,签名者26人。次日上午赴督署,只延见张伯苓一人,告知“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无须过问”。张伯苓辞出,拟晚间齐至南开学堂再拟办法。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伯苓来谈支英(温世霖,字支英,笔者注)事。”

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因为严修早已得知,温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 19,严修记述:“伯苓来,以温支英被逮商量办法,旋往督署递奏。中午,伯苓自督署回言,制军已传见,遂经伯苓为之剖辨,全无效力。”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此,张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

 

不美满的结局

张伯苓一生,多专注于南开,少与政治有涉。此番交涉,不知对其何影响。不过,此事之后不久,张伯苓因“心气不足”,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也许与当时局势有关。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潮流波及天津,学生离散,南开中学一时陷于停顿。学校经费捉襟见肘,张伯苓与所有教员停支薪俸,会计只发半薪,只有工友数人照给工食。11月,学生才逐渐来校,张伯苓决定合并班次继续上课,当学期的学生学费减半。南开几近难以为继。这是南开校史上第一次面临严重困难,也是南开与国运相始终的开端。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南开大学、中学因为平时爱国抗日的缘故,于72930日被日军以轰炸机炸毁,蒋介石闻讯后安慰张伯苓:“南开为国家牺牲了,有中国即有南开”。南开声名,一时鼎盛。就在南开被炸毁不久,张伯苓的爱子在前线牺牲。张伯苓得知后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激愤之情,难以表述。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张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为由,谢绝了蒋介石父子请其去台湾或美国的劝请,留在大陆。身体原因固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他去世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天津聚会时得意的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由此来看,张伯苓选择留下,也许心中有某种把握。

不过,曾经在1948年国民党“行宪国大”之后出任考试院长的经历,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政治污点”,1950年南开校庆,他早早准备去参加相关的活动,南开中学却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一般席位。

1951年,张伯苓凄凉辞世。除天津的报纸刊出了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舆论哑口无声,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有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这位张伯苓昔日的学生,在审读张伯苓的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了遗憾:“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1960年编撰的《南开大学校史》中,更是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而此时,距离张伯苓开创南开,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而他在1911年因为教育与宪政产生的那一段关联,则宛如这位身后堪称凄凉的拓荒者生命中不经意的一段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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