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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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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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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走近徐苹芳:问学于邓之诚先生  

2011-07-01 15:5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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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徐苹芳:问学于邓之诚先生

作者:考古人徐宏

    在前引文中,作为历史学者和资深媒体人,陈远是敏锐的。他注意到:

在徐苹芳 关于老师们的回忆里,表现出了与他之前和之后粗线条讲述不同的风格。这些回忆的细节和他粗线条的讲述形成了一种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明白了什么才是徐苹芳所怀念的。

(陈远撰:《消逝的燕京(陈远口述史系列)》,重庆出版社,2011年)

 

我在梳理徐苹芳师论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先生的这一特点。举个例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每人千余字的字数限制,徐苹芳师竟把所有笔墨都花在引领他进入学术之门的第一位导师——邓之诚先生身上。在40余年后,他竟能像放电影似地,写出邓先生家小街上的色香味,院落和书房的具体陈设,以及邓先生的穿着和音容等。众所周知,徐苹芳师文辞简练,惜墨如金,但这段生动的回忆足足有400多字,占了整个《自述》的近四分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邓之诚文如先生是在1951年初。我1950年暑假后进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了一学期,寒假后转到历史系。那时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过三、四十人,大家很快便都认识了。有一天,邓先生的研究生王剑英同志对我说应该去见见邓先生。邓先生住在成府村蒋家胡同2号。

五十年代初的成府村还颇有些农村的风味。除去靠近学校东门的“常三”饭铺附近显得有些热闹以外,成府街上倒还安静。土打的院墙,槎桠的枣树,有些居民家里还养着狗,喂着鸡,烧着柴锅,到做饭时则升起袅袅的炊烟,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柴香。

成府村蒋家胡同2号在由校东门往燕东园去的大路北侧,是一座很讲究的院落。进大门后有一个屏门,门内是宽敞的庭院,方砖铺地.两旁有抄手游廊。北房三间是邓先生的书房。房间高大,在向阳的大玻璃窗下,摆着一张书桌,其它靠墙的三面,立满了书箱。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大案桌,学生们来上课时可以使用它,同时又可以作饭桌,也可以供摊书之用。几张旧沙发是待客的。邓先生自己经常是坐在书桌前的一把旧木转椅上。

宏按:看到这里我感到惊讶:这不就是徐苹芳师自己书房的布局吗?几乎完全一样!小有不同的是书箱为书柜所取代,书桌前的旧木转椅为一把旧藤椅所取代。那把藤椅早已残破,但先生坐了多年,直到前几年才换成现在这把新的。这样的布局是偶然巧合,还是苹芳师为怀念恩师而有意为之?这个谜先生也带走了。

我们进屋后,邓先生从木转椅上站起来表示欢迎。他身穿青布棉袍,扎着腿带,脚上是一双“老头乐”式的厚底棉窝。苍白的短发,上唇留着一髭花白短须,从黑框眼镜的后面投出了令人感到有点严厉的目光。但是,那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却又使人觉得很亲切。

三校合并后邓先生退休,正在家里重编《中华二千年史》的第五卷明清史部分。清史一直要编到辛亥革命,工作量很大,有两名助手帮着抄书。我经常到邓先生那里去,有时帮着他查查书或去学校的大图书馆借书。就在这个时期,邓先生结合编书陆续给我讲了“戊戌变法与立宪”、“清末的立宪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和“李鸿章”等专题,而且特别给我讲了“如何鉴别史料”这个专题,以丰富的例证,阐述了他积累多年的鉴别史料的方法和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先生治学谨严,特别在史料的运用上是很慎重的。他主张以历代的正史为治史的基本史料,历史系的大学生应从读正史入门,只有打好了这个基础,才能研究历史。所以,《中华二干史》中所用的史料,都是正史、实录、政书之类。但这并不是说邓先生不注重野史。他认为“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邓先生认为如果根据不正确的史料,必然导致作出错误的结论,“史贵求真”,因而在使用史料时必须先加辨别。邓先生常举李心传的《旧闻证误》、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和潘柽章的《国史考异》三书作为考证野史的范例。在辨别史料真伪时,除了看作者的“史才”之外,主要从其所记史料中之时、地、人三项来辨别真伪,如不仔细辨别,真伪不分,对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害的。

先生最著名的收藏是七百多种清初顺康人集部。收书不是为了藏书,邓先生一直在利用收到的顺康人集部来做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邓先生经过长期和细致的研究,对这个时期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并能够洞察他们之间的许多微妙的关系,这些成果均已反映在邓先生所著的《清诗纪事初编》中六百余篇人物的小传中。

先生逝世于196016日。我从邓先生学习不过十年时间,但是,他对我这一生的学术生涯的影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老一代史学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便是科学。在我学习考古学以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为重要。考古学是研究历史遗留的遗迹和遗物的科学,尊重历史史实是考古学的原则。现代人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求解释。

(《徐苹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一位严师的为人为学和学生对恩师的拳拳之情,都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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