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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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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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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走近徐苹芳:学生时代的两次抉择  

2011-07-01 15: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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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徐苹芳师论著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下面这段话。行文用第三人称,应是词条性人物志体例上的需要。有理由相信,这出自徐苹芳师的手笔,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徐苹芳从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完成了他从学习中国历史改而学习中国考古学的方向。这个学习经验为他以后从事中国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在燕京大学师从邓之诚先生和侯仁之先生,在南开大学师从郑天挺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宿白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后,协助夏鼐先生工作,受陈梦家先生治学的影响。这些师承关系和影响,决定了他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这在他学术生涯中是至为关键的。

(《徐苹芳》,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关于徐苹芳师燕大、北大求学期间专业方向上的两次抉择和转变,陈远先生做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

由燕京大学新闻系转入历史系,“是青年徐苹芳在专业生涯上的第一次转变”。

“一般来说,学生在入学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自己的专业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在选择上也更符合自己的学术兴趣。徐苹芳的这次选择,便是如此。”

“第二次转变,是在燕京被取消之后,燕京的专业部分被并入北大。”“这时,徐苹芳做了他在专业上的第二次选择,这一次他转入了考古系”(宏按:应是考古专业)。“结合当时的形势,时代对徐苹芳这次选择的影响非常明显。”

(陈远:《考古学家徐苹芳是怎样炼成的》,《新京报》2011528日;陈远博客《徐苹芳专业生涯上的两次转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f74c550100saat.html

 

陈远先生的这些认识,来自于他做的口述史工作。我们要感谢他的工作,留下了徐苹芳师珍贵的个人自述,从中可以窥见徐苹芳师学术生涯起步阶段两次重要抉择的心路历程。

关于这两次抉择的口述资料,有两个版本,一为先刊于报纸上的节本陈远:《徐苹芳:末代燕京的风流云散》,《新京报》2005年3月9日),一为全本。下引全本中,蓝字部分不见于节本。两相校勘比较,或可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走近徐苹芳师的真实世界。

 

徐苹芳:末代燕京  风流云散

口述/徐苹芳(文中楷体字部分为采访者旁白)

1

1950年,20岁的徐苹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这所闻名遐迩的学校会在两年后被取消。那两年的生活,在他的讲述里是粗线条的,其中包含了不少老师们的逸闻趣事。但是在他粗线条的讲述里,我感受到了燕京两年给他的影响。

  我在燕京待了整整两年,1950年到1951年。1952年院校合并,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被并入人民大学,燕京和清华的历史系则并入了北大。原来燕京历史系的教授除了洪煨莲先生在美国没有回来,基本都到了北大。

  我一开始考入的是新闻系,系主任是蒋荫恩。班上的学生大概有三十多人,教授有五六个。全校当时只有八百人,四百男生四百女生。新闻系的人算是多的,我们那一级,历史系只有十来个人。当时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随便的,有的时候上课,因为上课的学生太少,就到老师家里去上课。老师在客厅摆好水果和茶水,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先生们就把学生带入了学问的殿堂。后来,师生之间这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大家在聊天时不是再像以前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害怕再被学生揭发出来。新闻系的老师都是搞西方新闻学的,讲究自由,这也是燕京的传统,但是这些东西到了解放之后就行不通了。在新闻系读了一个学期,我就转入了历史系。

  在燕京那样的环境里,大家对于学术的兴趣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对什么有兴趣就可以研究什么。没有人想通过学习发财什么的。大家努力学习只是为了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工作,当然还是在学术界,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要说燕京给了我什么影响,那就是学术研究要自由。

2

20041229,著名清史大家王钟翰的清史论集出版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徐苹芳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作为王先生的朋友被邀请到了那里。在那里,我看到了这一对白发苍苍的师生。王钟翰笑着对他昔日的学生徐苹芳感叹岁月的流逝:现在你也老了,也有了很多的学生。徐苹芳恭敬地回答:我再老,也是您的学生,也要管您叫老师。在徐苹芳关于老师们的回忆里,表现出了与他之前和之后粗线条讲述不同的风格。这些回忆的细节和他粗线条的讲述形成了一种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明白了什么才是徐苹芳所怀念的。

  转到历史系之后,我经常到邓之诚家里去。我与其他的老师,如王钟翰先生、齐思和先生等人,关系都很好。三校合并之后,邓先生到了北大,不再教书了。我还经常到他那里去,他每周单独给我上一堂课。后来我改作考古,邓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没有用上,但是邓先生在言谈话语中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却让我终生受用。我工作之后,一直到邓先去世,我还经常到他那里去看他。

  王(钟翰)先生那时刚从美国回来,还很年轻,四十多岁,在历史系讲授明清史。邓先生那时候基本不上课了,只偶尔到王先生的课上讲一两次。邓先生去的时候,王先生给他铺好三轮车,把他拉到教室去。

3

  燕京大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烟消云散的?在它存在的最后岁月里,生活在那里的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和面貌?这是我想从徐苹芳这个末代燕京学生这里得到的答案,他的讲述依然是一种粗线条的,在他的讲述中,穿插了他学术转向的一段叙述。把这种叙述综合起来,我依稀得到了答案。

燕京被并入北大之前,学生们并不知情。但是老师们却隐约知道了消息。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学生们对于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党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大学里面的。在政治的革命完成之后,党决定接收教育的阵地。但是接收这个阵地一开始是很难的。党派了一个党委书记来,但是那些固执地相信教授治校的老教授都是他们的老师,又能怎么样?于是这些教授们都必须被打倒搞臭,或者被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一些教授的私生活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或者工作队逼着教授的子女来批判他们,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觉得怎么能够对老师这样呢?

思想改造之后,我一看,弄不了,近代史里面的是是非非太多了。后来我就想还是学古代史吧。三校合并之后,历史系添了考古专业,干脆我就转到了考古专业。考古研究的都是挖出来的东西,跟现实政治无关(节本为“跟其他无关”)。当时我的想法是,离现实越远越好。就这样,我就学了考古。此时的燕园已经变成了北大,跟以前相比,管得严多了,以前在燕京,我们可以很自由地选自己喜欢的课。但是到了这时,课程都被安排好了,必须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不过跟后来相比,学生们还是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安排。我当时属于落后分子,下课之后从来不去参加这样那样的会,只是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陈远撰:《消逝的燕京(陈远口述史系列)》,重庆出版社,2011年)

 

看来,徐苹芳师后来被定性的走“白专道路”的根源,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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