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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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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为什么反对李约瑟  

2011-03-07 14: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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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为什么反对李约瑟

陈按:这是春节期间的一篇读书笔记,这个问题,之前还少有人注意,本来想时间充裕时再查看写材料,但是终日扰扰,一直没有补充,蒙剑峤兄不弃,刊于《南方都市报》,标题改为《两个汉学巨人之间的争论》。 

                                       陈远

1、两座高峰的争论

春节在家读岳南先生所著《南渡北归》,其中关于费正清和李约瑟“激烈争吵”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西方学术界,费正清和李约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高峰,两座高峰之间的争论,过去学界少有提及,岳南先生的著作中也语焉不详。

给世界留下“李约瑟难题”的汉学家李约瑟,之所以在中年突然转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受其中国女弟子鲁桂珍的影响。

193711月,鲁桂珍和两外两个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在李约瑟门下攻读。这位中国女子身上展现出来的古典东方女子风韵吸引了李约瑟,并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进而立志写“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

1942年,李约瑟以皇家学会会员的身份被英国政府选中,赴中国做为期四年的考察访问。翌年,李约瑟在中国见到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李向陈说到自己除了身负中英文化交流的使命外,还有准备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李的计划受到陈的大力赞赏,并许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

陈立夫和李约瑟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是各取所需,李约瑟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给自己学术研究带来的方便,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正需要一个像李约瑟这样的外国人挖掘中国伟大传统来宣传国家形象。

正是这项计划,遭到了费正清的激烈发对。

费正清为什么会反对李约瑟?目前没有太多资料,但费正清一生的学术研究多与美国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其治学观亦符合美国人一贯的实用主义精神,思考问题均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除此之外无太多好恶判断。以此推断,费正清的激烈反对,或许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关。

除此之外,费正清的反对,还与其对于中国形势的判断有关,就在李约瑟到达中国的1943年,费正清已经敏锐地判断出国民党已现颓势,不会久远。对于费正清来说,国共两党谁能够维持中国的有效统治,他就支持谁。因为这样更符合美国利益。费正清甚至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他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

这样的说辞,正是基于其一贯立场与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了解这一点,才不会对费正清因李约瑟的学术计划与其展开“激烈争吵”感到奇怪。

2、李约瑟之问

费正清当年在昆明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成就的赞叹众所周知,在此说说李约瑟。

李约瑟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在他对李庄的访问过程中可见一斑。与昆明一样,李庄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1939年,国立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均迁驻在那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也是在那完成的。

在李庄,李约瑟碰到了多年前的老朋友童第周并访问了童第周的实验室,当李约瑟得知老朋友之前那些在国际上引发瞩目的论文就是在依靠在那样简陋条件下的实验中完成的之后,禁不住发出赞叹:“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那是怎样的条件呢?童第周在晚年曾经回忆:“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不惟如此,每到春秋之际,这位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还常带领家人和学生去野外捕捉青蛙和收集蛙卵,以作为实验标本。

分手时,李约瑟问老朋友:“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一点也不奇怪,那一代的学人正是在如此质朴的爱国情怀支撑下,取得那样骄人成就的。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外忧内患,身上先天带有很重的民族情节和爱国情节,不理解这个前提,便无法理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百年来,知识分子承载了太多的沉重与悲怆,担负了太多光荣与梦想,这种质朴的爱国情怀在今天已经成为绝响。如今盛行的是口上说爱国,私底下却把子女送到国外的行径。

回到文章的开头,尽管费正清和李约瑟曾经因为学术问题有过“激烈争吵”,但两位国际汉学巨擘对于因1937年抗战爆发而南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取得成就的认识,却惊人的一致。七十年时光流转,人们忘记了费正清和李约瑟之间曾经因为意识形态而引发的争论,但西南联大、中研院、中国营造学社的故事却古老相传、生生不息。看来,相对于政治和经济,文化才是更加恒久的事业。

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 从谢泳先生早年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引起注意之后,专题研究层出不穷,但全景式的综合性叙述的著作还比较少见。岳南此书,虽非研究性专著,但对于对那一段历史感兴趣又不做专题研究的读者来说,不失为一本好读物。当然,如果作者能够在叙述时克服一些情绪,会更好,比如,费正清不是“政客学者”,他和李约瑟之间的争论,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无休止的啰嗦与胡言乱语”,这样的行文,显得有些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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