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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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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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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2008-12-09 13:33:00|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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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中华书局版13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书,遗憾的是,这套书我没有买齐,原因很简单:买不到。说来惭愧,虽然很喜欢这套书,但是对于主编其书的李新,却了解深浅,只知道他曾经担任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所以得知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出版,就赶紧找来一本,“读其书,颂其诗”,进一步想“知其人”。不过,读完此书,感觉到的,却是李新一生的一致与不一致。先说一致,再说不一致。

一以贯之的斗争哲学

在回忆录中,李新对于自己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的岁月用了浓章重彩。而《风雨巴山》那一章写的确实好,活灵活现,读起来都是一种享受。不过,我从中读到的却是李新(或者说他们那一代人)前半生与后半生颇为一致的斗争哲学。

在布衣学会由此发展而成的众志学会中,李新和他的同伴们一起与学校当局做了削夺斗争。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校方是权力掌握者,李新以及他的同伴们处于弱势。但是,在众志学会与校方的历次斗争中,学生们能够屡次不落下风,固然有当时的时代救亡情势使然,然而与其说正义最终压倒非正义,倒不如说学生们的斗争哲学占了上风。

这种斗争哲学,简而言之,可以总结为: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我必为。不过,在这一核心思想之外,还有几条至为重要客观条件:其一是要占住理,在当时的救亡情势下,救国是哪个方面也不敢反对的口号,由此,学生们就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其次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弱势者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当时的一个运动,李新和他们的同伴们到其他学校去串联,必能引发响应,若无此,单凭个人的爱国情绪,根本就没有与校方博弈的基础;其三是李新当时还有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陈泰湖,在关键时刻可以拿出资金加以援助,比如布衣学会为了抵抗校方要求学生必须统一穿着咔叽布校服的规定,召集贫困学生集会商议对策,就是陈泰湖出钱搞定。其实还有关键的一点,在这一段岁月中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是却至关重要,就是背后有富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比如李新在棠香初级中学时的邱老师。没有如此富有经验的人,稚嫩的学生们必然不是老谋深算的校方的对手。

我之所以说这种斗争哲学在李新(或者他们那一代人)的一生中保持了一致性,是因为在后来关于搞“三反”、反右派、乃至八角亭编书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与以上可以一一对应的情节,只不过斗转星移,这时的斗争对象已经易人,自己人与自己人开了火。具体到李新个人身上,这套斗争哲学给他的益处则是,让他在特殊岁月中幸免于难,否则,李新的命运,大概就与那个时代中被划为右派的众多知识分子无异了。

不过,这种斗争哲学,在革命时期体现出的是革命者在非常时期对于现实的应变,在如今的法律社会中却不合时宜。我们阅读前辈的历史,一方面应该抱有同情的理解,但是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在公民意识薄弱的今天,应该早些走出这种斗争哲学的误区。

 

两个李新,相互撕扯,左右冲突

 

30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李新的一生,按理说,作者自己的回忆,且不说客观上的真实与否,至少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塑造应该最为接近。然而读完之后,感觉却是有两个李新:前半生的李新与后半生的李新。前半生的李新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现代历史舞台的,通过书中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在具有一致逻辑的革命者。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从在四川重庆从事学生运动到在晋冀豫参加反“扫荡”……乃至之后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李新的生命轨迹宛如一条被安排好的道路,一切都顺理成章。然而,从李新在人民大学经历“三反”之后的叙述中,我读到的却是一个左右冲突、相互撕扯的李新,就仿佛一个人却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灵魂,不,这样说还不太贴切,应该说,身体向左,灵魂向右,才更贴切一些。

这些年读了不少现代人物的回忆录,这种情况似乎是一种典型。这样的情况,在单纯的知识分子身上或者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身居高位者身上,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体现,但是都不如李新或者说李新们来得如此强烈,来得如此明显。

比如说,对于范长江到人民大学做“三反”工作,对于范长江的“左”,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李新笔下的情绪,不过,反过来想想,李新其实也是那个阵营中的一员,他的老领导,吴玉章老人,也正是以“左派人士”著称的。以及后来李新在八角亭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编写人员上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北师大的王真和山东大学的孙思白,加上后来加入进去的蔡尚思和陈旭麓,等等一系列的事件,不能说没有“主义”之争,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其中更重要的,毋宁说是人事纠葛。这些人事纠葛,正是大人物们所说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中的细节。按理说,像李新这样的老革命,对于“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应该是深谙于心的,为什么写了出来,李新自己的说法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

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寻求客观历史的希望去读这本书,恐怕是要失望的,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带着情绪的。李新的反思,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这些人事纠葛上而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原因就在于他无法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而这本回忆区别于其他回忆录的地方,正是在于其中有李新自己的善善恶恶,也即我所说的左右冲突。

李新身上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左右冲突”,原因就埋在他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里,当指导自己的“大思想”与自己身处的“小环境”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在当事人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正是有了这样的冲突,李新的后半生才让人看起来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也惟其如此,这看起来矛盾的后半生的回忆才显得更加真实,事实上,我读这本书,正是从书的后半部分开始的。这样说,并非说这部回忆录的前半部不真实,相反,我对李新在前半部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对于革命的真诚信仰,非常尊重,不过,与后半部比起来,它缺少了个人色彩,像是被时代的过滤器过滤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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