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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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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昌炯:有一种精神叫独立  

2008-09-11 09:06:00|  分类: 评论陈远著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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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叫独立
                        —评陈远《逝者如斯未尝往》
文/卜昌炯
 
  梁启超、胡适、黄炎培、梅贻琦、金岳霖……看到他们的名字,就如同看到了一堆出土文物,只不过这些“文物”已经不在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想到这儿,不禁有些黯然神伤。但又能如何呢,历史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重复凭吊中新陈代谢、发育成长。逝者如斯,永不回头。这大约也是历史最为可爱的地方,永远只给你一次机会,一旦错过,便是永远的错过。
  也正因为这,前辈大师们的风流和风范我们已无缘识荆,所以才会无端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代我们是错过了,但那个时代的人给我们留下的谈资和人文遗产却保存在那里,并没有随着时空的流转而消逝殆尽。也因了这,我们透过这些人对那个时代才有了惊鸿一瞥。常听到一些忠厚长者在那里“长太息以掩涕兮”,说什么传统断了、文化断了、人心不古了……以前老觉得这些老帮菜们真是闲得无聊,保守而迂腐不说,还要出来蛊惑人心,现在看来,越来越觉得他们有理。不信,看看开头提到的几位文化泰斗吧,现在能出几个?
  如今,大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日渐稀缺。与其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毋宁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无能。每当看到一群教授打着学术或科研的幌子,在那里抄来抄去,并不时地露出马脚,便不胜唏嘘。做学问如此态度,还指望他们中间有谁能扛大旗?教授如此,更遑论学生了?有了百度和谷歌,写起论文方便多了,几乎再也不用一大早就去抢图书馆博览群书、东拼西凑,并不时的勾勾画画,完了还在旁边注明“此处已用,请勿重复”的字样了,直接点击右键复制便是。网络使得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产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共享。而共享来了,做学问的独立精神没了。
  在陈远这本略显古朴的短文合集中,有不少是谈论教育和教育界名人的,像《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此般师生此般情》、《梅贻琦的选择》、《司徒雷登:燕山大学的灵魂》等等,其中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谈到的耶鲁大学的独立精神。文中说到,在耶鲁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不可不提,一位是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另一位是克雷普(Clap)。前者在越战期间,因为不遵守美联邦政府下达的“凡是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均不准领取奖学金”的指令,而继续我行我素,结果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乎陷入困境。而时任校长的金曼•布鲁斯特的一句话却让人回味良久。他说:“社会上的人士终将会了解,只有学校在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精神的真正所在。”而克雷普为了维护耶鲁的独立传统,一直努力地抵制着来自地方政府的干涉,为了解决“谁控制学校”的问题不惜诉诸于法院。他甚至还煞费苦心地更改了耶鲁的创校日期,其目的是为了强调在地方政府发给“建校许可”之前,作为私立大学的耶鲁就已经存在了。而在美国,私立学校具有自己独立的管理权。尽管有不少人对克雷普校长的这一做法持有异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克雷普没有使耶鲁大学的独立传统在他手中断送。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陈寅恪。陈先生一生博闻强记、种学织文,在学术上的造诣,无人能望其项背。抛开先生一生所学,单说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先生早年为一代史学大师王国维题写碑文时,就曾对此做过具体阐述,碑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不仅是先生对王国维京西蹈湖的注解,更是先生自身的人格写照。
  最能体现先生独立自由思想的当属那篇有名的《对中科院的答复》(先生口述,弟子汪钱笔录)。当时已加入共产党的汪钱带了郭沫若与李四光两人的书信欣欣然来到岭南中大先生家中,除了向恩师传达党的信任与关怀,还表达了科学院欲邀其为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愿望。未曾想,师徒关系却就此中断。先生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然后又对进京赴职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何谓冒天下之不大韪?我想莫过于此了。设想在那样一个年代,说出这样的话,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决心。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些是先生毕生都在捍卫的尊严!
  在鄙人看来,所谓的自由不外乎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而精神自由又是行为自由的前提,只有精神自由了,才有可能做到行为自由。而如何才能精神自由?先生给出的答案是——精神独立。所谓独立就是不受外界各种意识的干扰,好比宗教,好比政治。否则,便枉谈自由;就是谈了,那也带有阶级的局限。在真正的自由面前,宗教、政治必须缺席,真正的自由是超阶级的。这大约是先生对自由的最好诠释。先生早年视三民主义为桎梏,晚年又视马列主义为樊篱,可见其对政治的不合作态度。先生小心翼翼地想远离政治、绕道而行,可政治终究没有放过他。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话虽如此,但前者失也久矣,来者却迟迟不肯现身。在这样一个空档,在这样一个大师短缺的间隙,突然无比怀念陈先生,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青灯孤影的时代。
  
  (《逝者如斯未尝往》,陈远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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