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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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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舵手缘尽北大(上)  

2009-10-26 11: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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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舵手缘尽北大

他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京大学,他把最成熟的学术带给了南开。前者是自我选择,后者则有些无奈。被誉为“北大舵手”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整整110岁。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天津报道

 

1948年,是当时大知识分子的生命关口,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留在大陆,还是离开故土。离开北平的最后一架飞机飞走了,郑天挺选择了留下。

1952年,是郑天挺人生更大的关口,不过,这一次没有选择,他必须离开曾经为之服务了28年的北京大学,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任教。

北大不仅仅是郑天挺的服务之地,更是他的母校。郑天挺对于北大的感情,一生系之。从北大到南开,对于郑天挺来说,是真正的“人生逆旅”。

 

“抡才”与“沦才”

   郑天挺于北大结缘始于1917年,那一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人生岁月会如此紧密的同这所大学联系在一起。

其时,蔡元培出长北大不久,提出了被后人时常征引的八字办校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校长的网罗之下,单是文科,就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垣、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等人。这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在当时,涵盖了中国与西洋,兼容了激进与保守。

朝夕相处的是这样的学术群,日夜呼吸的这样的学术空气,不仅让郑天挺成长,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让郑天挺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小事,为防止考生中暑,当时的北大考场,每个教室都放有一块天然冰。

1924年郑天挺任教母校之后,郑天挺不仅对学生关爱细微,在学术上更是体现了“思想自由”的北大校格。

“ 何先生——”1944年的夏天,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何炳棣回过头,叫他的是郑天挺。

“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郑天挺说。

看着何炳棣满脸的疑惑,郑天挺说出了在心中隐藏了很久的一件事。阅卷时,郑天挺发现一份奇特的答卷。对于比较容易的题目,比如同光之际有哪些人主张改革,答得不好;但两个重要的题目(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和建树),不但答得好,而且颇有创见。根据对学生的了解,郑天挺觉得,这份考卷应该是何炳棣的。

“你自己打多少分?”郑天挺笑眯眯地问。

五道题目三道答得不好,而且还是史实性的问题,放在今天,肯定分高不了。当时的何炳棣也这么想:“只能打四五十分。”

“你考了74分,最高分。”听到郑天挺的话,何炳棣才千肯万定:今番考取了!

极力保持住表面的镇静,何炳棣和自己的师执开起了玩笑:“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

郑天挺提高了声音:“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按照客观原则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

当然可以说国民时期的学术制度建设“不客观”,但是大师独特的学术眼光是客观的。正是这种客观的学术眼光,造就了今天的史学大家何炳棣。怪不得何炳棣的晚年,除了自己的业师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有自己的“恩师”郑天挺。

 

北大舵手

对学生,郑天挺不仅仅是一个授业者,在众多受业弟子的眼中,他更像一位慈父。他的弟子们,也是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王永兴、罗荣渠、戴逸……

王永兴生前怀念自己的老师郑天挺,说他“对学生像慈父一般”,罗荣渠的感觉则是郑先生“真正是在关心我们”。这位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如此感叹道:“先生之关心学生,在今天买卖式的教学法中似乎是要绝迹了。”

郑天挺在北大发挥重要作用,是在1933年。那一年旧任北大秘书长辞职。1128,北大浴室突然倒塌,压死学生一人,重伤二人。北大学生不好管,人命关天,向来是学潮多发地的北大,又一次学潮爆发了。

秘书长不可一日无人。秘书长在今天看来是个“官”,但是过去的学者有个“毛病”,不愿当“官”。

郑天挺接过了这个“热山芋”。一接就是17年。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图书馆、地质馆以及灰楼学生宿舍,都是在郑秘书长走马上任后主持兴建的。“七七事变”之后保护师生安全转移、西南联大时期出任联大教务总长、抗战胜利之后返平接管北大、北大1946年复校……北大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闪现着这位秘书长的身影。

西南联大时期,有个口口相传的谚语: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原来,当时的文科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但傅斯年另外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无暇顾及文科研究所事务,真正的实际工作,是由副所长郑天挺负责的。

前不久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回忆,1946年他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北大是真正的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校长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学校后勤。

秘书长就是郑天挺。他每天坐镇在一间不过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工作是负责六大学院、上万名学生、几千个教员的“吃、喝、拉、撒、睡”。

按理说,这么忙碌的行政工作,脱离教学也情有可原。但是郑天挺不,不管行政任务多重,始终不脱离教学。甚至在后来八十岁高龄之后,还依然坚持。

19481217,北京大学迎来了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但在紧张时局之下,校长胡适和部分教授已经乘坐飞机赶往南京。五十年大庆,参加人数竟然寥寥,完全不像今日北大校庆如此轰轰烈烈,反倒有几分凄凉的味道。出席师生抚今追昔,感慨非常。

但秘书长郑天挺还在学校,让师生心中多少有了几分主心骨。

那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感念郑天挺对学生的保护和关爱,特地敬献了红绸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是“全体学生敬献”。

在师生的掌声中,郑天挺接受了锦旗,也成为了北大校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物。

人人心中有杆秤,郑天挺获得“北大舵手”的称誉,不单单是对学生慈善和蔼,在历史学家向达以及当时北大一些学术团体写给郑天挺的心中,道出了个中缘由:

“局势骤变以来,全校校务及师生安全端赖钧座筹划保障,辛劳备至。敝会同人兹特谨致慰问之忱。自胡校长南飞后,钧座肩荷益形沉重,敝会同人决尽力支持,俾校务得顺利推进,师生安全能得完全保障也。”

 

选择

胡适在南京天天盼望自己在北平的朋友们。从北平到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来,胡适亲自到机场迎接,没有看到老同事兼老朋友郑天挺的身影,胡适心里有一丝丝失望,也有一丝丝惆怅。自此之后,他与这位老友将天隔一方。

在此之前,胡适校长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时的大知识分子都已经做出了选者:去台湾、去海外、或者留在大陆。

作为后人,很难推测当时知识分子们内心的境况。但是,郑天挺至少有自己选择走和留的余地。

任继愈提前知道了郑先生的选择,有一次他到办公室去,正遇上郑天挺和别人通电话。电话那边问郑天挺走不走。任继愈记得,郑天挺的口气安详稳定、慢条斯理:“不——走。”

可是别人还不知道。东单练兵场新修了小飞机场,是国民党为了“抢救”教授专门修建的。郑秘书长会不会走呢?这是北平解放前两天北大全校师生最关心的问题。

北大民主墙上贴出的一份谈话记录给出了答案。在那份记录中,郑天挺对去访问他的学生说,他平生注重“敦品”,意即遵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抄写的学生特意把“敦品”二字写得特别大。

这大大的“敦品”二字,像一颗定心丸。安抚了北大师生不安的心。

郑天挺为什么不走?除了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土地,他更舍不得北大,自1933年出任秘书长以来,至今已经15年了。15年,他为这所大学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郑天挺没有想到,4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他倾注了心血的大学,而且,没有选择走还是留得余地。他的人生下半场,与他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年华的北京大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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