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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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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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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者的功绩  

2009-08-18 22:08:00|  分类: 民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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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的历史

陈远

有个人,在近代史上,大大有名,妇孺皆知。历史老想把他绕过去,可惜的是,他是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卖个关子,不说他是谁,先来一个排除法。

他不是教育家,但是热心教育,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创办学堂时,他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这话放在当时那些名胜一时的大学校长的话语中,毫不逊色。即使有人捉刀代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见识。

废除科举是近代教育史上大事,也是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他女儿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可惜后世史家在谈到废除科举时,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当年他给大清皇帝的奏折还在,证据确凿。

直隶(今河北省)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较早地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跟他关系莫大: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严修等人才在直隶掀起了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办起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1907年,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起建礼堂,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直隶最早的公立女子学堂,也是他下令创办的。也是在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作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直隶教育位居全国第二。

他也不是财政专家,但是190112月,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后,面对从李鸿章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财政烂摊子”(当时的直隶财库有20万两白银,还是从山东财库借来的),他发展实业,成效显著。

1902年,在他的主持下,保定设立农务局,天津设立工艺总局。1905年,农务局试种美国棉花成功,“绒絮颇长”,外国的棉花确实好,所以随后就开始在直隶等北方省区推广,这在农业发展史上,算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而直隶省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得过程,正是在他主政直隶期间。

工艺总局则是领导全省进行工商业建设的机构。在其发展直隶实业的过程中,提出官为商助的主张。1904年,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创办,资金不足,他指示政府拨款15000元入股相助;1907年,天津机器玻璃厂建厂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他拨银5000两相助。这种方式在今天看起来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在工商业刚刚起步的晚清,对于企业的发展却起到了非常的促进作用。天津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得举些枯燥的数据,才能看清楚当时天津的发展:庚子以前,天津仅有四五家近代工业企业,资本总额为110万两,到了辛亥以前,已经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为2920万两。

数据不会说谎。所以有论者说其主政直隶时期,是天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他也不是司法专家。但是现代法学先驱沈家本质所以能主持修律馆,正是缘于他与同僚张之洞、刘坤一的保举。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都和他的努力有关。比如将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再比如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出公诉。直接的证据就是当时地方司法改革的试点就设在直隶,而他是直隶的主政者。

若照此罗列下去,还可罗列很多,不过,暂且打住,关于他的“好话”,不宜多讲,为什么,听我公布答案。

原因就是他叫袁世凯。

当代史家,凡说到北洋,多以反动军阀视之。究其原委,在于1928年民国统一之后,国民党取得政权,北洋旧人大多噤声。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的资料,凡是流传较广的,或为传闻,或为臆测,多不真实。

《剑桥中国史》论及这一时期时的一段话表明了这种状况:“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其实,客观地讲,袁世凯在晚清变局之中,联合孙中山等革命者,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江山易色而兵不血刃,另千年帝制一夕之间崩溃瓦解,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之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不过是孙中山实践之前的政治承诺,于孙中山说不上退让,于袁世凯谈不到窃取。

不过,历史端的就这么势利,袁世凯执政之时,日本虎视眈眈于外,革命党人晲墙与内,手下一帮武人,势力坐大之后野心渐显。袁世凯的黄金时代如昙花一现,再也不是昔日的“袁宫保”。

日本人递来《二十一条》,他抗争不过,屈辱地接受了。长期以来,他成了“卖国贼”。要不是《北洋集团崛起研究》的作者 张华腾先生在其研究中谨慎地提出袁世凯也有民族感情,我真是要感叹历史学家也势利了。凭心而论,每有外侮当前,绝大多数执政者都是具有民族感情的,可惜在革命史观的关照之下,一切对立面都成了卖国贼。

历史真是微妙,有些人“一俊遮百丑”,一些人“一丑遮百俊”。这其中的辩证关系,我怎么也搞不明白。读《北洋集团崛起研究》,总是让我想到北洋的衰落,作者张华腾教授小心谨慎的结论,让我感觉历史有时候不是那么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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