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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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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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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燕大盛会(下)  

2009-07-17 07: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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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理还乱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把北大和燕大混淆在一起。在霍达著名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把燕大说成是北大的前身。而在另外一名著名学者的著作中,把燕大新生入学时,实行“托尸”的传统按在了北大头上。

燕大和北大渊源甚深,但却并非如此。

历史上,燕大和北大曾经同时存在,同时极富盛名。当年教授流动自由,许多在大教授即在北大任职,同时也在燕京任职,比如顾颉刚、钱穆。然而,燕大和北大的渊源不止于此,燕京大学的校名,最初就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题写的。

看一下当年毕业于燕京的学生,就会明白燕京大学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曾任国家副总理的黄华、外交家周南、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冰心、翻译家萧乾、历史学家王钟翰、周一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黄昆、唐孝炎、侯祥麟、医学家吴阶平、艺术家孙道临、黄宗江……这是一个在一片文章中无法穷尽的名单。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位成员当中,有7位毕业于燕京。

三年前,连战访问北大,在贝公楼礼堂向北大师生发表演讲,提及那里是他“母亲的学校”,北大校方默认了这份“母校之谊”。事实上,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并非毕业于北大,而是1930年入学的燕大宗教学院的学生。

在此之前,北大校方一直刻意避免提及自己与燕大的关系。25年来,校友会偏居燕大一隅,每年的校友聚会,虽然都有北大校方领导参加,但双方对一些事,心照不宣。

燕京的档案,至今保留在北大档案馆。之前,《中国周刊》记者曾经试图到北大档案馆查阅燕京的相关档案,被北大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知:“那要经过校领导的批示才行”。

而一向骄傲的北大人,在燕京人面前,却不知为什么,一点也骄傲不起来。“不知道燕京那些人的优越感是怎么来的?”在一次私下聊天的场合,北大一个部门的领导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起他的感觉。而在记者与燕京老人接触的过程中,却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优越感”。

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由秘书傅泾波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园,之前,司徒雷登的妻子曾经在这里长眠。与发妻合葬,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司徒雷登的回归之旅,显得特别艰难。直到傅泾波去世之后,这个任务才在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手上完成。

1986年,傅泾波经过多方联络,终于争得北大校方的同意,让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燕园。当时,北大校方的这一决定还经过了中央书记处的同意。然而,节外生枝,有些北大人对于这个决定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司徒雷登是被毛主席批评过的人,怎么能葬在北大呢?”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1999年,北大再次同意了让司徒雷登的骨灰欠回,然而,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此事再度不了了之。一个去世多年了美国老人,一个经由两代人才完成的遗嘱,竟然成了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20081117,司徒雷登的骨灰入土杭州,虽然没有安葬燕园,但这已经让傅履仁长舒了一口气。其时,国内外媒体对于此事争相报道,北大校方对此不置一词。

北大与燕大,剪不断,理还乱……

校友会的舒老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的校友聚会,北大校长周其凤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北大对于这次校友聚会,也很支持,还拨了一部分经费。”《中国周刊》记者在北大校园网上发现,对于这次燕京聚会,为了在418那天照顾好返校的燕京校友,北大校方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征集志愿者。这在北大和校友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消失

多年以来,在这些老燕京人的心中,有个心结挥之不去。

1952年,燕京大学在院校调整中被撤销。撤销之前,燕大校园里曾经有过一系列极为粗暴的政治运动:批判陆志韦,批判赵紫宸,批判张东荪……

前几年去世的张大中老人是这一系列运动的亲历者。

据张大中回忆:在一次展览中,陆志韦和美国人的通信被公开了。在燕京化公之后,陆志韦在给美国朋友的通信中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还要回中国,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根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就不得了了。后来工作队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在美国华人里引起了很坏的反应。

去世之前,张大中对记者说起当年事:“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我是队长,我不同意,工作组就不能那么做。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

当时很多燕京人不理解张大中:“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

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回忆者像是在撕开已经愈合多年的伤口。

谢道渊,院系调整之前,在燕京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多年以来,谢道渊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绝口不提当年事。几年前,《中国周刊》记者通过谢的老领导联系到他,他才粗线条地回忆了燕京消失的过程:

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

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我主要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

当时我们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

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的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

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呆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

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还有的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

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院学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那时候,燕大的学生们对于燕大撤销的态度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几年前,记者从事燕京大学材料收集的时候,徐萍芳这样告诉记者。)

 

心结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久,不复存在的母校,对于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吸引力就越大。每一次聚会,他们都仿佛回到了上学时光,先生还是那时的先生,同窗还是昔日的同窗,燕园仍在,但是物是人非。

八十年代,在民办学校政策开始松动的时候,就有燕京人提出,要恢复母校。

立刻燕京校友响应:如果恢复母校,愿意出资。每一笔数目在今天看来,还可以说得上是天文数字,不要说在八十年代。

校友会开始奔走,多方联系。他们希望母校能在原址恢复。“找了很多部门,无不碰壁。钱不是问题,场地是个问题,北大不可能搬走。哪个部门也做不了这个决定。”几年前,国仲元对还不是《中国周刊》记者的笔者说。

他们开始另寻场地。“可是还是不行,政治上通不过,司徒校长是被领袖否定过的人。当年被取消的十三所教会大学,都没有恢复的希望。”

不单燕京大学,很多母校已经消失的校友,都有这样的梦想。前不久去世的张芝联老人,在九十岁高龄时,还在为恢复其父创办的光华大学奔波。

直到去世,张芝联老人还是单枪匹马。

想恢复燕京的,却不是一个人。

燕京的校友们开始“曲线救国”。

199317,经过校友会的努力,由北京市高教局批准,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北大分校合办的燕京研究院成立。这是当年燕京研究院某种程度上的恢复。

看看名单,就可以了解研究院的阵容之大:英语研究所的名誉主任是赵萝蕤,研究员有杨宪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是周一良,顾问有侯仁之、林庚、周汝昌、王钟翰等人;对外汉语培训中心的名誉顾问则是林焘;当代法学界的泰斗江平,仅仅是经济法研究所的研究员……

燕京人舍不得让33年的良辰美景只有惊鸿一瞥。

但是,恢复之后的燕京研究院只是一个培训机构,严重缺乏再生力量,博学鸿儒的白发先生们没有精力从事指导工作之后,“第二梯队”无处寻找,研究院之后无疾而终。

留下的只有当年和研究员一起复刊的《燕京学报》。

哈佛大学没有忘记这所曾经和自己联姻过的“亲家”,从九十年代《燕京学报》复刊,燕京哈佛学社就开始为学报提供资金。

但是,《燕京学报》的苦难,还不单单是资金问题。

“我当时跟大家说:‘《燕京学报》一定要维持原来《燕京学报》的学风和宗旨,就是以文史哲(纯学术)为主,不包括应用社会科学。’应用社会科学则是指法律、社会、经济等范畴,在西方,做这些研究的人都是作为政府的智囊库,他们是不写文章的,只出政策性的调查报告。即使是文史哲,我也进一步做了限定,历史方面刊发研究清代以前的文章。但是以过去学风的要求来组织稿件却是困难的。现在历史研究的杂志要求的文章大多数是史论性质的,那些正是《燕京学报》所不取的。《燕京学报》需要的文章中一定要有干货,实实在在的说话,言必有据。这种写文章的方式被人说成是“实证史学”,其实不是“实证史学”,而是历史就应该这样搞。”《燕京学报》的主编徐萍芳曾经这样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现在看来,恢复燕京大学,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对于燕京人来说,《燕大校友通讯》、《燕京学报》、以及一年一度的返校,成了他们和母校之间的唯一联系。

2006年,我第一次走进了燕京校友会,对那些老人们说:“燕京大学是教育史上的奇迹,可是人们对燕京的了解太少了,我想为宣传燕京精神尽一份力。”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一家媒体把注意力放到这所已经消失已久的学校。

燕京老人们惊讶于我这个年轻人对于燕京的评价,已经有太多年没有人这样说起燕京了。

后来我在报纸上开了一个系列专栏,介绍燕京的人物和历程。燕京老人们开始把那个年轻的记者亲切的叫做“我们的小燕京”。

然后,一系列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媒体开始用大幅的版面报道燕京。这些让燕京老人们感到欣慰不已。

燕京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当年燕京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度被高度政治化之后,在这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中,正在逐渐以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日益受到重视。

但是,对于正在忙碌准备燕京建校90周年庆活动的燕京校友们来说,这一切,来得似乎太晚了一些。

这些天,他们都在热切地等待418的到来。那一天,燕京校友们会唱起他们的校歌,会到西山去扫墓。他们的老师,曾经在燕京任教的外国有人赖朴吾长眠在那里。在那一天,不会有那个燕京人乘坐自己的专车,所有的人,都会坐在一辆像校车的大巴上,同学和同学挨在一起。

他们用这种方式,活在过去的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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