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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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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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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  

2008-01-03 16:5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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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封信”是我所在的报社推出的年终特刊,分别邀请十二位作者给今年的年度新闻人物写信,谢泳先生因为入聘厦门大学,集文化界的目光于一身,被本报作为入选人物,写给谢泳先生的信,由我执笔,更多精彩,请关注本报特刊。

谢泳先生如晤:

握管在手,一片茫然。与先生自2001年相识相交,倏忽竟然已经六年,自谓与先生精神有相通,怀抱有趋同,更有评论者谓余乃“延续谢泳的途径,走谢泳的路数”,惶惑之余,也有几分欣喜。然而,何故在此时致书先生,一片茫然也?无他,只为先生从“民间学者”(虽然,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这一称谓进行了否认,但是我以为,先生虽然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此种身份非民间,但从先生的研究方式,彼“学者”身份,谓之为民间更为恰当)而入厦大,成为现行体制之下的一名“教授”。一时之间,士林评论所指,集于先生一身,众说纷纭,如今晚学就此事致书先生,如入无物之阵。最终,选取了先生在入厦大之后,于本928日晚在厦大第一次演讲的题目,作为致信先生的开端,那个题目,余以为,用此时的先生身上,简直再贴切不过:私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

今年10月,先生被厦大聘任满6个月,面对纷纭评论,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先生强调:“能到厦大工作是一个私人事件。”士林对于此一事件的反应与先生(当时人)对于此事的感受,何以有这等差距?这正好应了先生演讲的题目,也正是晚学茫然之处。不过,茫然随即消失,仔细想来,众声喧哗,其实不难理解,一言以蔽之:大学有问题。

大学有问题由来已久,最早提出此问题的一批人(钟叔河、章开沅以及您和陈平原、杨东平、肖雪慧等先生)无疑具有远见卓识,而如今,稍具常识的人都会了解。而士林尤就此喋喋不休,而对于制度建设毫无建言,说实话,晚学对此感到羞愧。不知道先生面对当今士林对于大学问题的一片喧嚣,作何感想?不否认,舆论监督对于大学问题(其他问题也是如此)的重要性,但是,在监督的同时,制度建设是否同样重要?为何在此问题上士林显得如此缺席?对于大学问题,晚学曾学步于诸先生之后,编过一本《逝去的大学》,意在为我们曾经有过的大学精神招魂,不过,正是因为有感于制度建设的缺失,曾经有某机构邀请晚学做大学的问题的演讲时,晚学婉言谢绝,无他,只因晚学觉得,在此问题上,有比晚学更有号召力的发言者,可是,至今晚学依然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

三下五除二,把一切问题归结于制度,把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而把个人的责任消弭了,多么简单,多么痛快!可是,大学有问题,是谁的问题?不单单是教育部门哪个官员的责任,还是每个大学校长的责任,还是至今在大学里授业解惑的每个教授的责任,每个副教授的责任,每个讲师的责任。或有人问:在现行制度下……晚学不敏,愿反问一句:哪一个制度,不是人制定的?再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士林一谈大学,必谈民国,仿佛民国教育的荣光,是由当今士林奠定的一般,分享前人的荣光,倒也无可厚非。但是,有过去的荣光,教育成了如今这般局面,算不算一种耻辱?又有哪个人站出来承担这一耻辱?

很多人评论先生入聘厦大是个特例,但是晚学以及先生的一般旧友,却都认为这不过是件水到渠成的事。11月份,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其中曾经说到:(在现行的体制之下)“中国的校长其实还是有很大权力。比如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想用一个小学毕业的人来当教授完全能做到。但是前提是他在本行业很突出。要五本著作,他确实能拿出来;要五篇论文,他也确实能拿出五篇论文来。要同行业五个专家的鉴定,有五个专家愿意为他做鉴定。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大学校长完全能做到。”前两天,我曾于一位教育官员闲聊,谈到这个制度,他告诉我,这制度,确实是有的。看来制度并不是问题,有问题的,还是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当今大学的问题,首先是大学校长的问题。

先生入聘厦大之所成为公众事件,还有一个原因,用推荐先生入厦大的杨玉圣先生的话:谢泳是名人。众人谈论谢泳,不过是借先生之酒杯,浇个人之块垒。众人胸中块垒积郁既久,形成此等规模的议论也就不足为怪。值此之际,谁会在乎先生个人感受?

先生入厦大,纵观种种议论有以下几种:其一,欲从先生这一事件解读出微言大义,认为是大学引进人才破除学历门槛儿的前兆,持此论调者,视厦大校长朱崇实先生为当代蔡元培,视周宁先生为当代伯乐,先生,当然是他们眼中的千里马;其二,视先生这一事件为一宗个案,在体制没有变化的大前提下,没有普遍意义,不值得欢呼雀跃;其三,为先生担忧,吾友夏红君就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杞人忧天,我忧谢泳》,认为以先生的研究方式,进入厦大是件让人担忧的事情,可担忧之处有三:先生进入厦大之后写什么?讲什么?做什么?这种担忧,是担忧先生对于现行体制是否能够适应;其四,先生入厦大无关宏旨,对于先生和厦大是一件双赢的事件,对于先生自不待言,而对于厦大来讲,“如果用聘用谢泳的钱,去做广告,则一定达不到现在的效果。”话糙了一点,事实确实如此。

晚学不敏,对于种种议论,一个也不同意。拿此与陈寅恪、梁漱溟先生的事件对比者,大概忘了,陈寅恪的爷爷是陈宝箴、爸爸是陈三立,这等身份,本身就足以产生耀眼的光环,无怪乎哈佛大学请赵元任聘请陈先生时,陈先生放言:“我对于美国的留恋只是醉香楼的龙虾。”而梁先生,众人大概忘了,梁先生的舅舅,张耀曾先生,是民国初期的司法总长,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民初政坛一样举足轻重。这样说,不是抹煞二位先生的学术水平,只是想说明,在民初那个一切制度正在蹒跚起步的时代,这两个事件更不具备典型性。而第二种意见,则显然不了解,在当今的制度规范之下,大学校长究竟有多大的权力。

对于此,晚学更认同先生对于此一事件的体认:这件事,终究是件个人事件。对先生而言,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都会得到改善,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另外,对于对先生的担忧,晚学则不存在,体制虽然强大,但是当每个个体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所在,这种状况就会有所改变,以晚学对先生的理解,先生恰恰是个一个这样的人。先生入厦大,中国的大学状况没有改变,没有关系;厦大的状况没有改变,没有关系;先生所在的中文系没有改变,也没有关系;但是先生任教的班级,先生的学生,一定会有所改变,这,便足够。这是晚学对于先生的企盼,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所在。

                           陈远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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