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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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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的方法  

2007-09-28 10:0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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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的方法

陈远

1

在近现代史领域,有三位学者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却拥有末流的世俗名声,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茅海建,一位是中山大学的桑兵,还有一位,是社科院的杨天石。茅海建先生的导师是陈旭麓先生,陈旭麓先生学术水平极高,却声名不彰,茅海建有感于此,每有新作出版,总要在书的扉页题上“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要说“道德文章”,我觉得茅先生算得上当之无愧;桑兵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关于学术史上地缘与人缘的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桑先生为人低调,加上研究领域比较专业,学界之外也是少有人知;杨天石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后来步入史学,成绩骄人,当年出版《海外访史录》,在学界引起很大震动。我之所以把杨先生的毕业时间加以强调,是因为那时毕业的学者不像后来上山下乡的一代学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尽管个人不懈努力,在学养上都存在致命缺陷。这三位我都不曾有过接触,却从他们的著作中获益良多。说起来,多多少少与杨天石先生还算有点文字缘分,想来他大概也未必记得。不论其文,先说其人,我姑且先说说我和杨先生的一点缘分吧。

前年,我在编《斯人不在》那本小册子时,杨先生撰写的《“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即在我的选编视野之内,出版之前,出版社需要各文章作者的授权,当时我还不曾和杨天石先生有过任何联系。冒昧打了电话到杨先生家里,杨先生不在,杨夫人告诉我杨先生正在美国查阅资料。我又问,那如何能和杨先生联系上?杨夫人告诉我,她也无法联系,她给了我杨先生女公子的电话,说其女公子可能知道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不屈不挠地挂了电话给杨先生的女公子,她告诉我,杨先生在美国一般都是通过邮件联系,让我给杨先生发邮件试试,同时告诉我两个信箱,让我发信时两个信箱都发一遍,以确保杨先生能收得到。我于是给杨先生发邮件说明意图,本来以为像杨先生的这样的学术大家,可能无暇顾及如我这般无名小辈。没想到很快收到杨先生肯定的回复邮件。杨先生其人,吾不知也,但是其为人之敦厚,吾见之于其夫人与其女公子。

2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口气推出了五卷本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欲窥杨先生学术全貌的人当然不容错过,即使不作学术研究,只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也是非常值得翻阅的,因为杨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具有被普通读者接受并且感兴趣的潜质,看看他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我何以这样说。在《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一卷中,有《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中山舰事件之谜》等文章,这些史实,即便不是做民国史研究的人,也大多耳熟能详,但是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则是专门研究民国史研究的人,也未必清楚。在比如在《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中写道的蒋介石的好色以及与青楼女子介眉之间纠缠不清的一段孽缘,想来是颇能勾起大家的阅读欲的吧?

不过,平心而论,这套书做的却是相当一般,或许只有我这般不挑剔书的装帧设计的人才不会对这套书的品相有什么不满。一点也不醒目的书封,放在书堆里,恐怕很容易就被淹没。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这套文存,如果要是我编,至少我会把我现在看完的两本《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和《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成三册,把其中的“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单独汇编一册,否则以每册七八百的厚度,让一般读者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而就文章排列,也可以再作一些考究。对于大家不太熟悉的人物可以配以图片和一些详尽的说明,以便使读者阅读没有阻碍之感。

不过,这都是提外话。我更想说的是杨天石的文字风格与学术方法。

3

讨论历史著作的语言风格,似乎是说错了话题。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历史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学院式僵化的论文格式固然令人生厌,一位追求“好看”是否就应该获得赞誉?至少我不那么觉得。我觉得历史写作最重要的是准确——史实叙述的准确和观点表达的准确。“以辞害义”,是史学家大忌。杨天石的文章还没有读完,但是风格已经见识,朴实,朴实到极少使用形容词。比如在《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一文中,开头便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平铺直叙,简单明了。为了验证我对杨文风格的这一判断,我随便翻到了几处我尚未看到的地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类风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多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其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王的办公室,殴伤王的头部。”此处不写王正廷的避而不见的心理,不写王被殴后伤势如何,只是根据材料叙述事实,想来杨先生治史多年,一定深谙“心史难描”的道理。而准确,在我的理解,正是研究历史的第一要义。

在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先生给这套文存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指杨天石)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我想顺着金先生的这句话,探讨一下杨天石的方法,我觉得,于其拿杨天石和陈寅恪做比较,不如拿他与傅斯年做比较来的更加贴切,当代治史者深得陈寅恪三味的,应该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茅海建,而杨天石,其学术取径无疑更贴近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号召,或者说更贴近胡适晚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理念。这种方法说来简单,在单片文章中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能够做到篇篇如此,而且在题目上不重复,则殊为不易。不过,可能是过于谨慎,有些文章只有材料呈现,而没有观点的展开,比如《张发奎谈南昌起义》一篇,读来令人稍觉缺憾。

纵览其书,便会为杨天石占有资料之丰而瞠目。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想,为什么是杨天石?不熟悉杨先生,不敢妄下断语。

4

杨天石在史学界之内的成名之作,当属《中山舰事件之谜》。那篇文章令胡乔木赞誉有加,称其为“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实杨天石的文章大多可圈可点。比如《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一文。

关于孙中山“租让满洲”问题,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疑案。而杨天石通过考察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三井财阀重要人物森恪与益田孝的函电,以诸多当事人的为佐证,最后得出结论,孙中山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我们不妨来看看杨天石的叙述:

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的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

我们常常说要对历史人物作到同情的理解,如果没有理解只有同情,或许只能做到为尊者讳,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真实地刻画历史。这一点,我以为杨天石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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