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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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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2007-11-23 10:1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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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西南联大,现在人们多会把目光聚焦在当年的三个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身上。不过,细究起来,当年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对于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没有表现出多少具体的作为。他们对于西南联大的影响,毋宁说是过去在北大、南开时期教育理念的延续。关于这一点,有诸多事例可以举证: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经当过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当时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均高于梅贻琦的蒋梦麟校长,则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不过,在两位前辈这样的姿态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极为现实的考虑,当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如此看来,由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并非出自君子之间的谦让或者是年轻者应该多负担责任。而对于梅贻琦来说,虽然之前已经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但是西南联大却其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代表着其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大学一解》,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

众所周知,清华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因为是接受庚子赔款的返还款而建立,所以被老清华人称为“国耻纪念碑”。梅贻琦就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8月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47名学生之一,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梅贻琦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也代表了这位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对于清华园的感情。纵观中国教育史,伟大的教育家不难举列,但是一生服务于一所大学并且成功地奠定其校格,则不多见,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5年,梅贻琦接受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任教,自此,梅贻琦于清华大学的联系,就再也没有断过。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在教授会的选举中以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之后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到了清华校长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在后来评价梅贻琦出任校长:“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

梅贻琦当校长的本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梅贻琦“寡言君子”的美名,大概就源于此,梅贻琦治校还有另外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教授评议会,梅贻琦虽然担任校长,但是并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梅校长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许多欧美著名大学都发来贺电,其中一篇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语,这是对清华三十年历程的赞颂,更是对梅贻琦长校十年的肯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使弦歌不断,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长沙吃紧,三校又奉命迁到昆明,是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的关系,本文开头已有叙述,在此不赘。不过,这一时期的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与之前在清华却有了变化,过去的梅贻琦谨慎、遇事总是多方考虑、不清率表态,但此时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在这一时期,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来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梅贻琦却能在8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傅任敢总结梅贻琦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实非易事。

70年过去,我们回首西南联大,回忆梅贻琦,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回忆,想想梅贻琦所说过的话吧:“孩子没有坏的,坏的孩子都是社会和学校教出来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多么闪光的遗产!

(最后,要感谢清华的黄延复先生,要不是他多年来整理关于梅贻琦的资料,我们对于梅贻琦的了解也许到现在还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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