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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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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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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的路径  

2007-11-01 08: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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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的路径
  本报书评人 陈远
   书评周刊两百期,书评周刊的同仁商议要做一场虚拟书评的游戏,书评周刊的16个版面,排列组合,编成一本虚拟的书,但统一套用一本现实中的书评,社科和历史合编一本,最初商定的书名为李零先生的《花间一壶酒》,不过在我看来,拿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来做这本虚拟的书的名字,可能更符合这两个版的气质。《花间一壶酒》美则美矣,毕竟闲适了一些,《万古江河》——思接千载,遨游八荒,这才接近我心中书评周刊人文类书评的风格。闲话交待完了,一场虚拟的书评游戏,这就开始了。
  对于这个年仅四周岁的书评周刊,我一开始只是个看客,后来是成为作者,再后来成为编辑。所以在这里不打算面面俱到,只想结合个人的一些体会,做一些点和面的勾勒。我最喜欢的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在他的经典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曾经谦虚地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一个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决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我在这篇书评中想呈现给读者的,也如同布洛赫所说,虽然,我和布洛克的差距那么远。
  
   人文书评的两个基本面:书与人
  就像看股市一样,书评也有基本面,我把这个基本面定义为书与人。翻看四年来的书评周刊,所做过的人文社科书不胜烦数,“繁花乱欲迷人眼”,想在这里道来,真应了书中老话:一言难尽。放弃具体点评过的书不说,倒不妨说说书评这个文体。直到现在,书评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还颇具争议,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争议其实没有意义,对于书评人来说,书的好坏应该先放到一边,书评人需要保证的,是自己写出来的书评首先是一篇好看的文章。下面提到的书评人,多属此类。
  苏小和便是其中之一。苏君的文章写的美,但是更为难得是他的文章能够不局限于书本身,这样就使得书评摆脱了目前千篇一律的宣传体,书过气之后,书评也就随之成为明日黄花。记得我约苏君的第一篇书评就是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苏君书评的题目是《许倬云的难题》,即使面对许倬云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苏君也没有放弃一贯的质疑态度,文章发表之后,我得到不少赞同的反馈。我随后又把文章发给远在台湾的许先生过目,虽然许先生觉得“这个作者不大懂得我”,但是“书评写得很有意思”,我想这也是对苏君质疑精神的肯定。要我说,质疑和独立是苏君体现出来的最难得的品质,之后我约他写的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以及罗志田的《胡适传:再造文明的尝试》等书评,这种质疑精神都一以贯之。想当初,正得苏君做生意得闲,每约一篇书评,苏君遍开着他华美的车子去书店买书。如今,苏君的生意又忙了起来,开着他的车子去忙他的生意了,书评很少写了。
  同事潘采夫则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书评新锐,该君仗着跟出版社人头不熟,交情不厚,写起书评来不管不顾,上阵就是三板斧一通猛砍,砍得出版社背心发凉,哪里来了个不要命十三郎。 谁知道读者就喜欢这个。盖因马屁书评、红包书评满天飞,读者厌倦之极,一见小潘出手,一幅今年过节不收礼的狠劲,就故障起哄架秧子,倒让小子砍出一片天地来。潘采夫说自己的书评,“思想贫乏,格调不雅,作风凶悍,完全不类文人书评,”但这样的书评之能让看官开心叫爽,不外“独立”二字。近来,潘采夫写反讽文章上瘾,本以为开创一条书评新路,但反讽过头,竟往往被认为唱起了赞歌,遭到读者冷眼,这大概是潘采夫这类书评作者最郁闷的事。余英时先生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谈及有“俳优”与“修身”两种,司马迁《史记》中的《滑稽列传》,都可归为俳优一类,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汉代的东方朔,这一类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看潘采夫的文章,常常觉得余先生所论的这一类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当代还有延续。
  陈夏红兄是给书评周刊写文章最多的书评作者之一,陈君自家是研究法律史的学者,写起文章有学者品质,立论严谨,善用资料。其他作者如上海的成刚君则善于发现书评切入的角度,我记得成君最近在书评周刊的一篇书评是《韦伯的著作为什么在国内层出不穷?》,面对已经被评论众多的韦伯作品,成君寻找了一个新的视角,而高建军先生与逍遥游的二人对谈式书评,也让众多读者耳目一新。如今的书评写作,鲜有形成自己明显风格的,铂程斋的行文则是独具一格,行文总是分一二三,句子则是清一色的短句,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哪天我马虎,忘了给铂君署名,大概读者也会猜出这是铂氏出品。
  书评的杠杆:批评与赞美
  忘记了是谁说的:“没有批评,赞美就失去意义”。所以从我一开始进入书评周刊编辑行列以来,一直着意于批评性书评的约稿,对于一本书最大的尊重,就是把自己对于这本书最直观的印象告诉读者。更何况,批评性的书评也有建设性。
  让我记忆深刻的一篇批评性书评不是在本报的书评周刊上,而是在兄弟报刊《南方都市报》上,黄仁宇的《缅甸日记》出版之后,我曾经想约一篇书评,看完书之后,感觉内容一般,所以就放弃了,后来我看到《南方都市报》对于这本书作的一篇书评,非常有启示性,作者在一开始也说“实话实说,《缅北之战》只是黄仁宇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作为抗日的既定事实,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必要的实证;但从他的历史学体系来看,这样的战地通讯并没有太多价值。”但是接下来他提出的问题,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作者说:“我之所以静下心来读这本书,与几个疑问有关。
     其一,为什么黄仁宇人到中年才接触历史研究,最后能够发展成为大师级别的历史学家?与黄先生差不多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如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都有非常严谨的专业训练,很早就介入历史学领域,且随名师锤炼,如黄仁宇先生这样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其二,为什么黄仁宇能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那么偏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抽身而出?一般而论,作为一名已经陷入意识形态纷争的军人,黄先生既要跳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与接下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为什么黄仁宇能够脱离一名战地记者的通讯体文字,最终形成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理性的叙述气象?  
    第四,黄仁宇上述历史性的积淀,是否给日后的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弊端,如果说黄先生的学术存在不足,其不足是什么?成因是不是与他的个人史有关? ”看了这篇书评之后,我觉得,这样批评性的文字,是极具建设性的。看来,在选书确定之后,一篇书评的成功与否,与编辑的思路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在这样一个关系千万重的格局里,做批评性的书评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讨出版社的好是显而易见的,记得有一次发了一个对于某个出版社的批评性书评,文章见报后即接到该出版社的电话,气势汹汹,声称“如不想办法解决,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解决了。”幸好该出版社后来了解到自己出版的那套书确实存在一些纰漏,又打来电话致歉,这样的态度,有点让我哭笑不得。其实,无论批评或者赞美,本报想要做到的,都是对读者负责,对书籍本身的尊重。
  现在回顾四年的道路,这样写来难免挂一漏万,但是书与人、批评与赞美,就是我所了解的人文类书评的路径,斯宾塞说:“不赞美,也不批评,但求了解而已”。四周年,两百期,我也作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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