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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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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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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为稻粮谋  

2007-08-27 08:3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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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说起知识份子,常常用到一个词就是“清高”。我不知道这个词是褒义还是贬义。不知道其他朝代的情况如何,反正就我比较熟悉的民国史来看,过去的知识份子是一点也不清高的。比如说鲁迅就曾经因为稿费托欠与北新书局的大老板李小锋对簿公堂。李小锋毕竟商人,所以才会因为“阿堵物”与鲁迅大伤和气。换个角色,也许就是美谈。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张元济在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严复答张院长之邀稿,就提出待遇不优则无法专心翻译。”恃才傲物的严又陵还说,“如果每月能给四百大洋”则就可以“抛弃其他,专事翻译”。好在张元济是明白人,对这些要求一概答应。像这样一正一反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对:因《蕙的风》而享誉民国文坛的诗人汪静之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有一段时期教育部经费不足,暨南大学对教员实行减薪。那一段时期,暨南大学教务处的公告板上,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汪静之的请假通告。后来同学问他,为什么总是请假,“汪诗人”说:“教书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上十七节课,又要改许多裹脚布一样长的作文,简直苦得不得了。而薪水又那么少,我上有父母要侍奉,下有妻孥要赡养……现在学校的薪水打八折,我教书也只好打八折,余下的二折,我要写文章卖钱的,不然我的生活也很成问题哩。”与之对应的事情与胡适相关,1921年4月8日,八大高校的教授因为政府欠薪,通电全国集体辞职表示抗议,这一事件在当时颇为轰动,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对于此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懒得翻书,只好略述大概,胡适的看法是,教授们不识大体,只顾关心个人利益。事例先放在这里,随后再说。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看了陈明远先生的《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一书,这本书跟他过去的《文化人与钱》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两本书一脉相承,谈的都是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从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谈下去,可以谈出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本文想抛开这本书的内容,粗疏地谈三个问题,一个是文章开头说到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再一个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清贫”,最后来说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从文章开头举的例子来看,民国的知识分子不清高,鲁迅如此,严复如此,张元济也如此,当然还有汪静之。胡适的表现,可以说是“清高”,不过,对于我一向喜欢的胡适,关于欠薪事件的看法却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1917年,26岁的胡适学成回国,进入北大,当时的月薪是260元大洋,而其每个月的花费只有40元左右,按这个比例,读者可以把自己的工资与胡适进行比较一下,260元大洋的概念也就明了。而对于一般的教授,则没有这么高的月薪,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胡适的经济压力并不大,对于家庭的义务也无非是瞻仰寡居多年的老母,不似其他教授,多为拖家带口。另外一点则是,在胡适的长远打算里,他显然没有想过长期做一个教授,其眼光自然也就与一般教授不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清高”里面,既包含了自己的打算,同时还需要资本。

下面再来说“清贫”,限于篇幅,在这里不打算多说,翻翻陈明远先生的书就可以知道,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清贫,比如说胡适做北大校长时的月薪是300块大洋,而当时一些保持了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林纾、严复,当时的稿酬也相当的高,能够保证他们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就是拿战乱频仍的西南联大时期来说,教授的们生活仍然要比一般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们好一些。如果一定要说“清贫”,那就只好选择权势者或者财阀作为对比的目标。尖刻一点说,知识分子表面的“清高”和“清贫”,其实都显示了内在的对于经济条件与政治地位的企求,“书中自有千斤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说得多明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何止没有什么不好,简直是正当的无法再正当。不过,直接了当的表达不好吗?干吗要遮遮掩掩,假借“清贫”和“清高”的外衣?

接下来再说“独立性”。我有个比较悲观的论调,那就是知识分子从古至今,一直都缺少独立性。但恰恰在最缺少独立性的这个群体里,对于独立性的呼吁声音是最高的。从古到今,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一切问题往政治上靠。结果是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不敢通过正当的渠道去争取,把一切归咎在政治上。一方面以“清高”立世,一方面用“清贫”哭穷。而我觉得,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想做到独立,就首先要摆脱这种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因为在这种反意识形态化的支使之下,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一切——无论是赞同或者反对的声音——都不过是政治的合谋。而摆脱的前提,就是先从“清贫”里脱离出来,从“清高”里脱离出来。

一百多年前,龚自珍有感于知识分子面对客观存在的政治高压表现出来的犬儒,写下了“读书只为稻粮谋”的诗句,其实,在全球化多元格局正在形成的今天,“读书只为稻粮谋”,倒不乏是知识分子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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