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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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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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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2007-04-23 14:0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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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是我编的一本书的序言。
 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序)

陈远 编:《斯人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1日版。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人物,大都命运多舛,这么说,也许不是那么确切,但是至少,在他们身后的历史中,他们被遮蔽了。与这些人物的命运相映成趣的是,这本书中所选取的文章,没有哪一篇是陈义甚高,也没有哪篇有什么微言大义。学者们最初爬梳这些人物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是就我而言,选编一本这样的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那就是取消文字上的遮蔽,回到历史的本初。在这些比较原始的故事里,如果说还要说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只能是自己的道德法官。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把道德和文章相提并论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中的道德,指的是“公德”,所谓道德文章是也。然而,也许是历史一直在被人误写误读,远的不说,一些在近现代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偏偏就“私德不敏”,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哪个大人物的不敬。但是我常常想,要是这些大人物在“公德”圆满的同时,“私德”也能让人可圈可点那该多好。但是没办法,历史好像故意要留给我们一点遗憾。随着我个人日益成为一个兴趣至上者,日益成为一个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的中年男人之后,我对于所谓的“公德”越来越存在警惕,相反倒是对“私德”越发感到亲近而自然。这里所说的“私德”,即毛姆所说的“月光下的道德”,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对于这种选择的道德评判者不是别人,而是当事人自己。如果这么说还是有点玄,我就再举个更简单一点的例子,刚刚去世的费孝通先生生前在参加潘光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时,曾经谈到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境界,后来整理成
一组题为“推己及人”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中说:“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对于潘先生那一代人说,“私德”其实也不抽象,梁实秋晚年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他在清华读书时的四个同学:吴景超、顾毓、潘光旦、张心一。文章说,吴在学校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张心一在抗日战争时担任银行总稽核,他“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如果说什么是“私德”,这就是了。恕我冒昧,我觉得用费先生总结出的这个“推己及人”来总结潘先生那代人的境界还是不太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是“求诸己”。但是有了费先生这个“推己及人”,“私德”大概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私德私德”,既然有个“私”字,那就绝对属于个人的,每个人的处境、文化背景不同,“私德”也就不同,若说有个相同之处,那便是“德”了,我所理解的“德”,就是上面所说的不妨碍、不伤害别人。我这样煞有介事地搬出来一个“私德”,不是说不讲“公德”,但是“公德”不能成为要求别人的绳墨,古代帝王,多讲“仁孝治天下”,但是恐怕谁都知道,父子相残、兄弟残杀这种事在那些深宫里发生的比哪儿也多。当然,在一个“朕即国家”的社会里,没有谁敢跟皇帝讲“私德”,闹不好,脑袋要搬家的。

    既然我这么煞有介事地搬弄了这么一个“私德”,就顺便说说“私德”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其实这事前人也有说法,大名鼎鼎的胡适曾经对青年人说过,“追求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追求国家的自由”,他说的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用在“私德”上面也没有什么不行,而且在这话里,胡适是真正金针度人的态度。跟后来我长大的时候受到的“为大我忘小我”、“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之类的教导比起来,我觉得后者简直就是糊弄人。扯远一点,我在举例子的时候用了“什么什么”代替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词,这说明就我自己来说,虽然如此这般地说了半天“私德”,我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冒犯公众的社会文化禁忌。但是如果要让我说怎么培养“私德”,那么我就敢说,追求你想追求的,只要你不妨碍别人。这就是不借外物,反求诸己。如果这点做不到,那就退一步做到费先生所讲的“推己及人”。

    回到这本书中的人物,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做到“求诸己”的人,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历史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时候,都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这些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遮蔽了,是因为他们的选择跟人们当时或者后来的“道德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好坏标准,这两种说法好像都不是那么准确)发生了冲突。比方说杨荫榆,又比方说陈西滢,这两个人的淡出历史,表面上看起来都因为和鲁迅的笔墨官司,其实并不尽然,就是没有和鲁迅的关联,作为后来被界定为给过去的时代“帮忙帮闲”的人,他们也注定淡出某些局域的历史。如今我们如果要认识他们,私意看来,不妨“推己及人”。如果这样的话,我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在私人道德上没有疑问的人。看看杨绛先生笔下的杨荫榆以及苏雪林先生笔下的陈西滢,读者自有结论,这是没有被放大或者改写的历史。评价别人的事儿,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程度。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但是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
像自己一样,一个人的乌托邦是理想,要求亿万人去共建一个乌托邦是虚妄,弄得不好,还会造成民族的劫难。一句话,我们只能做自己的道德法官,对于别人,如果从法律上来说没有定罪的话,谁也没有权力给他们强加一个罪名。即使那人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那也是法庭上法官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周作人、钱稻孙,因为曾经出任伪职一度被老朋友们鄙弃,不过那一代人终究懂得“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和选择。抗战胜利之后,不少旧友对于周和钱都报以同情,倒是直到如今,有人想报之以“同情的了解”也遮遮掩掩,文洁若先生笔下的周作人和钱稻孙,是真正把周和钱作为“个体”,真正的设身处地。

    我并不是个擅长说理的人,拉拉杂杂说了这些话,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好在还有这本书之后的文章,那些人、那些事都摆在那里,读者诸君自可自行分析。即使不想看什么道理,这本书,也算是本有意思的书,我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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