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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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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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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2007-04-02 09:1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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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北大百年肇始,学界谈论大学渐成风气。不过,时贤所提及的大学多为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譬如清华,譬如北大,又譬如说中大。众人评说国立大学,自有他的道理,且不说国立大学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支撑,又有众多精英为其建制殚心竭力,仅就在资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让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动。更何况现代大学问题重重,几近积重难返,也不由得让人怀念过去的老大学、老故事。

    国立大学的历史受人瞩目理所当然,然而这不是说私立大学就理应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国立大学的备受瞩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学被有意无意的“打入冷宫”。旧上海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相似的命运,或许可以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同、大夏远远不如南开、光华等私立大学那样有名,但在当时,这些学校都曾经名盛一时。

    大同大学创办于1912年3月19日(时称大同学院),其创办人均为北京清华学堂的教师,他们因为不满清华学堂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一同来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他们在一起创办了“立达社”,并想用立达社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叶上之、郁少华、张季元、顾养吾、顾珊臣、华绾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原规定“社为干,校为枝”,即大同大学只是立达社兴办的一个试点学校。大同大学的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依靠社员自集经费。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办学方式当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对——这来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态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毅然把大同大学办了起来,并且成为了当时旧上海虽然是最穷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的大学。由于经费不足,立达社于1920年开始接受社会资助,但是并没有改变大同私立的性质,也并没有因为接受资助而使教育沦为金钱的附庸。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学潮最为频繁的时候。学潮有的时候是因为国是,但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事纠葛、派系斗争。当时的环境对于教授还是比较宽松的,教授们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们当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跟大同比起来显得很幸运,她不像大同那样困顿。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何纵言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位显赫的哥哥,叫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我们单看当时的校董名单就可以想见其阵容: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欧元化、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经历次帮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与上述两所学校相比,光华大学相对来说还算是没有被现在的人们完全忘记,时贤论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张寿镛。这所学校同样也是闹学潮的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长不舫济强行阻止学生组织起来的声援斗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本来也无可非议,校长的主要责任毕竟在于维持学校的正常进行,不过当时的学生并不好惹,尤其是在一个外国校长在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处理上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6月3日,部分学生发动“离校”运动,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张寿镛等十七人为支持学生也同时宣布辞职。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虽然在离校这个事情上支持了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学业。随后由张寿镛负责筹划经费,王省三(其子王华照是当时的学生)捐出大西路九十亩地作为校址,成立了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的管理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光华大学就发展成为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驻租界,光华大学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学潮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五十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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