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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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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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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  

2007-03-07 09:4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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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举废除之路

    1905年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按照旧历,岁在光绪乙巳,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等在清廷举足轻重的封疆大臣向朝廷联合递上奏章,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校。同年八月,年轻的光绪皇帝下诏:“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朝东华录》卷169)此诏一出,天下士心为之哗变,失魂落魄者不计其数,欢呼雀跃者也大有人在。大名鼎鼎的厚黑教主、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儒生的李宗吾,在他的《厚黑丛话》中曾经对此记载道:“我从前被八股束缚久了,一听见废举,兴学堂,喜欢极了,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等,一火而焚之。”(《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不过,比较起来,李宗吾这样的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中算是少数。自从“戊戌变法”的“变科举”以后,士大夫们已经栖栖皇皇了好多年,一直担心朝廷要“废科举”。此诏之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顷刻间成一枕黄粱。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止,旧的取士制度在形式上宣告结束。

    不过,要追溯科举废除之路,则要从洋务运动说起。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35年期间,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运动”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开始有了对科举制度质疑的声音,1861年,冯桂芬就指出科举制是“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才。”(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革举议》,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也是在那段时期,清廷朝廷内的奕訢、文祥、地方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稍后的张之洞,这批中国首批“开眼放世界”的官员——从文化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中国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传统士子最后的尾声——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兴办起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洋学堂就是其中最受重视、并且在“洋务”事业里居首要地位的一种。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之后的35年里,洋务派人士先后在各地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计有外国语(“方言”)学堂七所,军事(“武备”)学堂14所,科技学堂十一所。洋务学堂自一出世,就备受争议,有人认为“此举最为善法”,但是稍后的维新派人士如梁启超严复等人,却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不过这种否定当不得真,因为其中包含着太多的“派性”立场。从今天看来,洋务教育顺应了“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开设外国语、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也是区别于之前的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科举时代兴起的洋务学堂和科举形成了当时教育的“双轨制”,成了后来现代教育制度确立的先声。其中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一直到陈寅恪等诸位经受现代学制洗礼的大师身上依旧延续了下来。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时期,外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一时之间教会学校遍及全中国,从1875年到1900年,中国的教会学校达到2000余所,成为新式教育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洋务派在战争的节节失利造成了洋务派开始退隐历史舞台,求变之音开始不绝如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主角的维新派人士开始登台唱戏。登台之初,这帮士子就唱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这样一曲慷慨激昂的调子。一时之间,维新派主要人物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举制度,康有为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士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同上)继而他指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载《中国近代教育文选》)身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与乃师同声相和,他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始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戊戌变法》)所以“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有学堂如无学堂。”(同上)因此,他向光绪皇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制,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科举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另一位维新中坚分子、后来做了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严复则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于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穷。”(严复:《救亡决论》,载《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所以,他疾呼“今日中国不变化则必亡是矣”,而变法,“莫亟于废八股。”

到了1898年6月11日那一天,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梁等人鼓动之下,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其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兴学校,现代大学的典范之一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在这一时期筹建起来的,并且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奇迹般地在一帮顽固派的反对声中被慈禧老佛爷保留了下来。平心而论,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没有以上诸人说的那样面目可憎,八股文也可谓是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一朵奇葩。同时,考虑到康有为曾经几次落第,对于科举制度自然怀有不满这一点上,他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力度便要大大地打上一个折扣。不过经过了这一番几重唱,科举制度终于开始走上了末路。

    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兴学的风潮却发展起来。这些纷纷设立起来的新学堂,需要一个统一的学制来统一管理。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在这个基础上,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人重新拟定了一系列各级学堂章程,即清政府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公布并在全国实施的学制。在“壬寅学制”公布的头一年,也就是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就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的建议,“癸卯学制”公布的同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提议:“从下届丙午起,每科递减中额的三分之一。”试图将科举与学校合一并逐年减少科举名额作为停科举而办学堂的过渡。到了1905年,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科举时代的色彩,但是却是富有现代气息的学制,为后来现代学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学制并非师法欧美,而是源于日本。

    2、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及反思

    之所以选取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来和科举制度作比较,而不是现代中学、现代小学,是因为在现代教育中,只有大学是与科举等量齐观的。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只有在完成大学之后才基本算得上一个人才,进而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在古代,士子们只有经过科举之后,才得以“学而优则仕”,进入仕途,经世致用。现代小学和中学和古代士子寒窗苦读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可比性不大。现代社会中也有中途辍学的现象,但毕竟算不上读书人正常的道路。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说法不一,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把北大的建校时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也有人则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我则倾向于认为,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经过蔡先生之手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性改造,并对大学的功能、性质、使命、制度组织等等做出了新的认知和构建,已经奠定了比较成熟的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基础,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不过,这个分野在这个题目里并不是显得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学,现代大学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确立起来的?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我比较认同谢泳的界定,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的:“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

    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怎样的一种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呢?不妨看一下1919年8月蔡元培在《传略(上)》中将其治理北大的经验理论化的表述,在《传略(上)》中,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的传统士子蔡元培如此说道:“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络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蔡元培实际呆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个声调低沉的宣言,成了以后大学几乎共同遵守的基调。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和蔡元培的说法相互参照,1945年11月,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黄延复:《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梅贻琦的话是后来的事情,不过现代大学的基调,则是科举之后,以蔡元培一批传统的士子奠定的。无独有偶,当时中国大学创始人兼掌门人大都是科举出身的士子: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其中唐文治更是曾经官至商部尚书的清末进士。这在教育史上不是个别的现象,其中应有令人玩味的深意。

    现代大学制度初步确立之后,北京大学一直在大学教育的领域内独领风骚,这一方面缘于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原来的京师大学堂虽然像个是个“衙门”,但毕竟是不菲的“家底”,别的大学在这个一个“老字号”面前,首先就得低头三分。不过,现代大学制度的成熟,是在另外一个后起之秀手中完成的,这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学校虽然在1925年就创办了“大学部”,但是实际上,只有在梅贻琦在校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在不及十年的时间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陈岱孙:《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2月第2版。)梅贻琦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也就是在当时备受争议而在后世备受称颂的“教授治校”制度。后来的“西南联大”,对于这一制度进行了实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这一制度。

 在现代意义大学的确立过程中,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第一是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不要以为蔡元培只是读过四书五经,他留过德,游历过欧美,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早期的“海归”;第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在当大学校长之前,就已经是教育部长了。也就是说,没有当大学校长之前的蔡元培就已经为现代大学设计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参见: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这样一批前辈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开创,应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起点就非常高。他们之后的校长,比如说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等,大都知道前辈们开创道路的艰辛,所以懂得珍惜前辈们留下来的成果。应该说,有了好的制度,还要有好的人来维持制度,中国是缺乏“法”的观念的国度,再好的制度,弄得不好,也许就成了坏事儿。拿科举制度来说,原本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但是到了清末,官场流弊日深,人才不能出头,士子们针砭时弊不好拿高官出招,只好对准了原本没有大错的科举,进而引发了后来的戊戌变法。一下子科举制度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在这个制度上的大小官员也只好树倒猢狲散。随着科举制度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但是,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康梁诸人的所谓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所以在现代大学建立的同时,教育的主事者们也开始纷纷反思现代大学的流弊,并且开始把书院精神引进现代的大学体制。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胡博士的做法就是“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清华校友通信》新卅二期,1970年4月)这一点在1925年3月6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中通过的《研究院章程》里说得更加明白:“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唐文治,在1920年,五十六岁知天命的年纪,不顾交通部及学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回到了老家无锡创办了在中国教育史上鼎鼎有名的无锡国专,这所学校介乎于现代意义的大学和传统书院之间而更接近于后者,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者、日后成为大学者的吴其昌、蒋天枢在日后又回到了现代大学体制中的传统书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这个背景下反观科举制度的消亡,除了时代的背景之外,科举制度至少有几分是因为康有为没能中举之后与清政府进行利益抗争而沦落成为的替罪羊。

此文已转国学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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