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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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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与余英时: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2007-03-03 09: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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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陈远

《万古江河》刚出版的时候, 和许先生聊天,许先生说那本书不是“不是当一个研究工作”,而是为“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志向拉起来”,以图史学的繁荣。《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以及这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都可以看作是许先生“普及历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不同者,许先生的普及并非历史知识的普及,而是凝集他一生治学经验的学术思考成果。语言一如以前许先生的著作深入浅出,读来让人受益。

在《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这一章中,许先生谈到韦伯,说:“韦伯与马克思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也重视经济,但是由于它探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为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句话中包含了许先生的“夫子自道”。1950年代,许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当时韦伯理论正好在那里传播开来,匹兹堡大学也因此迅速成为韦伯理论传播的大本营。许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种风潮影响。体现在治学上,则形成了“拿历史当材料,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的局面。所以有的时候读许先生的著作,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不好说。然而,正如许先生评价韦伯那样:“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

与许先生可资比较的是许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也涉及韦伯、也涉商人精神,但是我还是要说余先生是位历史本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方法都是历史的。在《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中,余先生先是指出一代考据大师戴震存有“义理的偏爱”继而指出戴震有“考证的压力”,经过这一番铺垫之后,余先生提出了问题:“思想家戴东原和考证家戴东原有没有紧张以至冲突的情形存在?”余先生得出结论,这种紧张是存在的。因为18世纪的学术风气正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时代,考据学家对思想家非但不同情,而且还十分敌视。与戴震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学诚一开始就是思想家示人,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勇气。而一开始以考据家进入学术界并且被视为学术界考据家领袖的戴震,则不能不存在紧张和冲突。我同样把余先生的这段论述视为一种“夫子自道”。论述这个题目,非短篇所能为之,仅在此提出,以便有心人留意。

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许余这两位老朋友,一位跨越了历史的疆界,却不妨碍他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一位是史学界领军式人物,固守着历史的疆界,内心去渴望冲破这一藩篱。这两种姿态,我想会是将来学术史上最具典型的两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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