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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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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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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谈宪政  

2007-03-02 11:5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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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学开始,进入史学,蓦然间,已过十年。十年间思想几度转变,回首起来竟然不仅感慨系之。进入史学一途之时,思想颇受时贤影响,重理念,讲关怀,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圭臬,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虽自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但是诚如孔庆东所言,当时的所谓“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不过是“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成为随俗。”而“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的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最后孔庆东揭露了所谓的“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在精神上极度依赖那个主张独立的小圈子”。最近孔庆东因为其倾向经常惹人诟病,但是我却认为他几年前说的这些话虽有偏颇之处,但却为传世之言。回到我自己身上,曾经所谓“独立思想”便多少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那时的思考简单而真诚,截至2005年,这些思考通过我编的一本小册子《逝去的大学》展现出来。《逝去的大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不过那属于另外一话题,值得欣慰的是,在我搬家检阅旧书的时候,翻起那本小册子,仍然有感到,并不感到羞愧,因为其中表达的,是我心中真诚的想法。前些天心血来潮,在网上检索《逝去的大学》,看到不少好评,虽感汗颜,并不羞愧。

毕业之后读史阅世,感受世事多艰,与历史一途,便多了一层感悟,个中感受,诚如放翁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开始反思过去历史观念,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怀疑、动摇、摇摆。截至我编了另外一本小册子《斯人不再》,思想上有一大变,觉得若是抱着“以史为鉴”、“借古喻今”的思路去做历史,这样的思路不仅简单粗暴,而且恰恰是这样的思路让历史成为了现实的附庸。历史太复杂,也太摇曳多姿,那样的思路,让历史简单化了,做历史,还是要回到历史本身,仿佛是一种悖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借鉴历史的智慧,为今天的现实参照。就此引申开来,时贤谈论文化思想,多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在我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西文化原无不同,相通大于相异,换言之,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不过是殊途同归。与其过分强调差异,不如花些力气探讨中西文化共同的底线。延续这一思路,我写了《李宗吾新传》,当时的思路,虽然把李宗吾放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上去探讨,然而囿于眼界,依然没有用世界的眼光去描绘这个颇具传奇而有颇具典型的人物丰富的一生。事后众多学界师友对这本小书发论,厚意可感,但是对于我的观点颇具保留。另我惭愧的是,师友们的文章还有几篇存放在我的电脑之中,我拙于交往,虽然身处新闻界,但却疏于联系,愧对王学泰、邵建、陈夏红等诸位师友,若有时机,当让几位先生大作与读者见面。另外一点让我感到惭愧的是,这本小书由于出版时时间仓促,其中错字甚多,也希望有机会修改。

我在《李宗吾新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熏染之后,通过李宗吾这个人物,个人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引领一时风潮。而通过这本小书,我想表达的是,中国若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必须回到个人主义这个最低的思想底线。我曾经有个设想,中国的文化路径如果不成沿着儒家的道路走到现在,而是在延续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之学,也是被孟子骂为“无父无母”的那位杨朱先生)以及韩非法家的路径,中国进入宪、政的时间要比西方早上几千年。这一点,在去年我与许倬云先生进行对话时,曾有谈及,许先生跟我的表述不同,然而观念甚契:

我问:诚如您所说:“中国思想对于‘全面’的整合与悟解,超过了对‘部分’的分析———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年的演化,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其实不应当看作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流派,应当视之为经过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交织成后世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我对于这一观点非常认同,而我的疑惑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诸家的学说?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文化的主干道不是沿着儒家这一思想脉络走下来,而是选择了杨朱学说或者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今日的中国是否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

许先生答:中国如果走的是“杨朱”然后到老庄的路线,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和印度一样的局面。如果要顺着韩非的路走,就和今天的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了。要注意,所谓法家,是手段性和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他们讨论的更多是怎么治国,但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治国。法家实际上是从儒家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所以你看,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如果从法家的工具论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就会发展成和相当于欧洲近古发展的现代科学,有方法而无目的。这个方向目前我发现了存在很大令人困惑的地方,目前的社会科学都走到的地步,就是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到极点,但是我们找不出最后的答案来。所以目的论方面,终极关怀方面,法家提不出答案来。因为法家是从儒家里面钻出来的,它把这部分工作又还给儒家去做了。到了汉代,汉宣帝说得很清楚,他说:儒法是合一的,我们汉家规模不只是儒家的东西,而是儒法相合的东西。

  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就想到了怎么治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安顿心灵,而是要兼善天下,而是要己欲立而立人,而是要别人的饥渴都是我的饥渴,而是要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做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欧洲的那个梦,很早就转变到上帝那里去了。上帝的梦转变成所谓的理性,从理性上就发展了绝对的法律和可测的科学。

  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从现实生活上发展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推己及人”这一系列的理念进而达到“推己及人”地将心比心———这种理念,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理想,而不是走向单纯的理性。所以,你看,朱夫子走的路和康德相近,着重在理的上面,但终究走不过去,还要让王阳明在“心”的方面做一个很大的转弯。如果单单从纯粹的理性方面,是走不远的,必须要把人本身放进去。人本身则包括了情和理两方面,我们不能只顾理不顾情。但是中国情理交融的治国方法最后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人情关说啦、家族关系啦,都出来了。

  中国的法律不是绝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相对的法律。这是因为情理交融的治国理想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当然也会有它的缺陷。

中国进入宪政的道路势必曲折,然而绝非是只凭借少数精英,胸怀理念、振臂高呼。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言说,与其作无谓的言说,空谈理念,不如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晏阳初、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而当下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夸夸其谈,一方面精心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后者没有错,但是前凭借夸夸其谈来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则不能不让知识界蒙羞。最低的底线也应是放弃自以为是的“为大众代言”的精英意识,回到“古之学者为己”,不做“为人之学”,进行韦伯式的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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