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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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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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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5 17:49:00|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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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毒酒,他却甘之如饴

陈远  刊于《南方都市报》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并不统一。当时的“和”或“战”并非如我们今天以“错”或“对”加以评判这样容易。比如说胡适,虽然之前因为主张不可轻易对日宣战而备受非议,但此时依然主张“外交路线不可断”。193731日,胡适日记记载:

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经找他谈过了……

当年读《胡适日记》,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在一个下午被国民党第一号、第二号人物连续接见的高宗武,后来读到范泓先生的文章《从政七年如咯血》,才对这个人注意起来。

范文中屡屡提及的高宗武未刊回忆录,之前少见史家引用,在以往论及“高陶事件”文章中,做为主角之一的高宗武的说辞也竟然一直缺席,最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尘封了六十多年的《高宗武回忆录》首次出版,其意义自不待言。

不过,读这本《高宗武回忆录》,疑惑接踵而来。

其一是高宗武对于自己过去经历的矛盾态度,高宗吾当年追随汪精卫从事所谓“和平运动”,当然是大节有亏,却又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令汪精卫阵营中另一重要人物周佛海恨之切切,称之为“动物”。但是对于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种种,先后有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和史学家唐德刚相继访问高宗武,高对当年事的态度都是讳莫如深;但是另一方面,高宗武却早在1944年就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并且积极谋求出版,据陶希圣的哲嗣陶恒生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当年高宗武的这份文告至少和六家出版社接洽过,而且,为了出版该文稿,高宗武还曾经找胡适做介绍人。读高宗武自己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在他心里,这本是写给当时正在于日本作战的美国的,“他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年底(1944)以前出版,以提供给直接关系战事的人士”。陶恒生在文章中如是说。让我疑惑的是,当年高宗武渴望出版回忆录的热切态度,和后来面对访问者的淡漠,二者之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关于此,我有一点个人的猜测,稍后就说。

还是先说高宗武,1931年,25岁的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学成归国后,曾在《中央日报》担任特约撰稿人。高自己认为那份工作“了无前途可言”,但是,范泓在《从政七年如咯血》说“蒋介石却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如何在日理万机的状态下注意到高宗武这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让我觉得大为蹊跷,不过根据后来蒋介石对于高宗武的倚重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当为属实。别急,答案这就揭晓,原来,高宗吾有一好友裴复恒,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上校秘书。高宗武的文章为何能如委员长法眼,自然也就不奇怪了。当时裴还推荐高入侍从室工作,不知道为什么高宗武在经过了一番与蒋介石的长谈之后没有去。这也是我的疑惑之一,想蒋介石当时在中国是何等人物?可是随便可以拒绝的?但是高宗武拒绝之后,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1934年初,高宗吾以日本问题专家,在汪精卫的出面之下,进入外交部,次年5月就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有兼升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不久后又升任司长。其擢升之快,令人瞠目,这也不由人不疑惑。

而当时外交一致认为高是汪的人,以高层政局中人物关系之微妙,蒋对高的印象竟然“一直不错”。另外,甚至在高宗武根着汪精卫到了上海之后,汪精卫还对高说:“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中,高宗吾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竟然游刃有余,其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可见一斑。但是,当时的高宗武,和汪是怎样的关系?和蒋又是什么关系?高宗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和汪的一面比较多,涉及到他和蒋的一面却比较少,作为局外人又是后来人,我们实在不好妄加猜测,这是我读这本《回忆录》的疑惑之三。

还有疑惑之四。1938年,高宗吾受蒋介石指派,到香港以“宗记洋行”办理商务的名义,“代蒋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况的工作”,7月初,高宗吾在没有经过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去了日本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士会见,并在无意中把汪的“和平主张”透露给了日本人,以至于一个月后日本内阁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范泓在他的文章中认为高是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的。当时读范泓的文章,就暗生疑窦:以蒋介石的疑心之中、耳目之广,对于高的这一重大举措,怎么会不知情?此次读高宗吾的回忆录,看到陶恒生在《译序》中说高一出海,蒋介石便得到了情报。疑窦才解。不过一疑随解,又生一疑,即蒋介石当时为何没有组织高宗吾,却任之纵之?以至让高宗武的日本之行造成后来那样严重的后果?另外,据陶恒生在《译者后记》中说,1967年,高宗武曾经去过台湾,当时蒋介石还健在,以蒋介石的性格,若是高宗武曾经有过“背叛”的行为,怎么会允许高宗武入台?

范泓在《从政七年如咯血》一文中,对高以文人身份从政颇为可惜,然而,如果拿《高宗武回忆录》和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对比阅读,我倒是觉得,陶希圣身上的文人气质更多一些(顺便说一下,陶希圣的文笔,非常漂亮,读起来几乎让人欲罢不能),但高宗武,确是个政治人物。且看《高宗武回忆录》中高陶出走的细节: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于是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

正是对于政治规则如此谙熟于心,才让高宗武能在蒋汪之间左右逢源。短短七年从政,政治在多数人看来是“毒酒”,对高宗武,却是甘之如饴。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有些刻薄古人了。

现在,该说出我的猜测了,1944年,高宗武那么热切的想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也许是想借此在当时美国与日本对峙的局面中,在美国谋求出路。我们看《高宗武回忆录》,描写日本的内容占了一半的篇幅,而另外一半的内容,也多是说汪和日本的纠葛,而对于他和蒋的关系,则很少着墨。高宗武的期望落空了,也怪不得他面对后来的访问者那么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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