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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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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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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2 14:04:00|  分类: 民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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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长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个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蔡元培为什么成为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315,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318,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众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收政府的干涉。

 

 

4

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界政要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减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主张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的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27,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31,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323,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6,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幅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琪瑞手中。而段琪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5

1916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1月到1918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琪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5,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20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命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21,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到学校去,但是没有凑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徐德(左王右行)等人,翌年之后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是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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