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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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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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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2 13:59:00|  分类: 民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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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陈远

刊于《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是伟大的造化师,历史如一组字母表。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 191954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的如此清楚,也远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吊诡的是,后人给那场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比如1912年的民国初造,其实历史并非如此,辛亥革命摧毁了延续千年的中华帝制之后,新的国体已经出现,国民心理却没能及时更新,甚至有人觉得,没有了皇帝,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这便是历史的延续性所在。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讨五四之幕如何开启,才显得顺理成章。

1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118,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外国和中国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并没有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杂志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但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地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令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商战,最后对簿公堂。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人的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114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是中华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的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正是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7,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9日六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7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2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甚至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之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作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15,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收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名字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不过,正像胡适后来总结的那样:(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其时,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国内外新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一切,到了19161226,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才有了改变。蔡元培出长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帮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帮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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