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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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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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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勿转载)  

2007-07-07 13: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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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您曾经在《当代儒学的困境》中对于儒学的境况做过论述,现在国内读《论语》非常热,各种争论也很多。我不知道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余英时:我知道,好像现在《论语》在电视上大出风头。我的看法是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动机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化。在当权派来看,他们大概是希望《论语》能起到和谐的作用,他们所注重的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安贫乐道,穷人没有关系,穷还可以乐,所以就不必追求财富,也不必羡慕别人,这样不满意现状的人就会减少,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种层次就是中国民间确实有精神空虚的问题,因为没有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般人都要找一点价值,价值等于精神食粮,没有价值观念就没有是非、不知好歹、无法判断,人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就要寻求价值,寻找中国自己的《圣经》。而《论语》就相当于西方的《圣经》一样。《论语》是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第一步宝典,所以大家都想在里面找东西。

陈远: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出来了,《论语》应该怎么读呢?

余英时: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读《论语》,读法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每个时代的读法都不一样,汉代一个读法,宋代一个读法,清代人搞考证又是一种读法。现代人当然可以抓自己想找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跟古典的文字训练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文字训诂的基本训练,只凭现代人的直觉在那里望文生义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我听说有个笑话,说《论语》中“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那就荒谬到极点了。其实不光内地,几十年前台湾也闹过这样的笑话,台湾的“教育部长”也是这样讲的,“信仰”嘛,就是“三民主义”啦。没想到几十年后,内地重复同样的笑话,而且不谋而合,这就是没有基本的阅读经典的能力,只是根据个人价值上的需要,任意取舍,任意解释,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论语》。《论语》根本不能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热度”的话,《论语》就完了。另外一个,读《论语》,还不单单是个阅读文本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建构理论的问题,越是这样做,离《论语》的真相越远,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古人说:读《论语》“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比如说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吴宓先生,他们都没有关于《论语》系统的著述,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恰恰是《论语》中的精神价值,他们才是认真读《论语》的人。

陈远:既然《论语》是一个需要“冷读”的文本,那么知识界对于《论语》表现出来的这样巨大的热情又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新儒家的诠释,比如说李零先生考据式的解读。

余英时:这个问题很难说,一个很古典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话,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跟《论语》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着《论语》说自己想说的话。比如你说的新儒家,他们的预设根《论语》本来就不相合,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从德国的唯心论里面来的,把黑格尔、康德都卷了进来,中国思想史上本来没有那样的问题,如果要讲发展中国哲学与西方结合,那是一会事儿,但要是说这是《论语》留给我们的教训,那就不一定了。这个问题就像一团乱丝,很难清理。

陈远:现在《论语》这么热,您对儒学现状的看法还像您过去那样看吗?还是有所改变?

余英时:我认为现在的儒学现状有一种抵抗西方价值的倾向,希望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价值,比方说人权、自由,那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可以不跟着西方走,马克思主义里的东西,再找一个代替品来取而代之。这样子就可以不受西方的挑战。这恐怕就比较难了。但是有个外国人通过《论语》的译本,读出了《论语》与民主自由是相合的,不是相反的。

陈远:通常人们都认为《论语》中没有“个人”,注重的是“二人关系”,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觉得与其探讨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如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论语》有很多关于“己”的论述,就是关于个人的,您觉得《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吗?

余英时:你这个基本判断非常对。《论语》每个人读出来都是不同的,不过我觉得《论语》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乱解释的。从前胡适讲《论语》,讲中国自由的起源,他说“为人由己”,“由己”就是“自由”。这是讲“意志自由”。我觉得这样讲是对的,如果不假定人有“自由意志”的话,那就不能成就道德,我为什么要作一个仁者?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呢?所以我认为像“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佛家早就用过,跟《论语》某些观念是可以相通的。《论语》中有历史的部分,限于当时的历史情境,跟我们今天不相干了。但是《论语》有很多普遍性说法,普遍性的说法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在人类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说法不同,名词不同。所以我不认为《论语》与西方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论语》那些关于“己”的论述,就是关于“个人”的。

陈远:过去有很多家对于《论语》做过注疏,您都怎么看?

余英时:我认为读《论语》,如果有现代的翻译,就很好了。比如说我过去读过的杨伯峻的译本,就是很好的译本,基本上是很正确的,就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也很少,受时代局限很小。李泽厚先生的《今读》,是思想家的读法,有他自己的思想在里面,他不是要讲《论语》原来是什么意思。另外我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注本,也是相当好的。如果把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书合起来对着看,对于《论语》的理解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我的看法。

陈远:我也有一个看法,跟李泽厚先生很相近,我觉得读《论语》,仅仅有文句的解释是不够的……

余英时:可以有发挥,那是我们的工作了,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但是无论想给《论语》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的解释,第一步首先要对原来的文句讲清楚,对于《论语》,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与它争辨,但是前提是把原来的意思搞兴趣,不能完全做到,但要尽量的接近。否则的话,何必还要讲《论语》呢?自己单搞一套哲学就可以了。

陈远:那么您觉得《论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余英时:如果承认《论语》有塑造文化的作用,才好谈这个问题。《论语》的本来面目,有很多被搞得面目全非,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民无信不立”的例子。然后再看看《论语》中的价值系统,对于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还可以不可以引申发挥。比如说孔子讲了很多“君”的问题,在今天就不存在了,孔子讲“忠恕之道”,“忠”并不是“忠君”的意思,朱熹讲“忠”,是“尽己”,这个解释就可以为今天可以为今天可用,“恕”就是宽恕,就是对别人容忍。这样看,“忠恕之道”这样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还有价值。比如说“六十耳顺”,就是听得进去别人的话,跟我有不同的意见,不反感,这是容忍的态度。后来人们讲“朱陆异同”,就是说《论语》不是一个解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观点的存在,这样就进入现代我们所说的多元的观点了,而不是一元论的,从这一点上讲,《论语》可以有很多启示的。《论语》中有很多是可以为今天所用,超越了时代性,不分古与今,永远是普遍价值,而且范围极广,包括做人、读书、做学问等各个层面,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比如“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都可以成为现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陈远:长期以来,我读论语,有一个疑惑,是关于《论语》的界限讨论的。我觉得《论语》作为一个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体系,一旦它跨越了这个界限,进入了“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是非常要不得的东西。但这似乎是个悖论,后世人谈《论语》,津津乐道的恰恰是它“治国平天下”的功能。您怎么看?

余英时:“治国平天下”是后来讲到《中庸》、《大学》才有的,那已经是非常迟的东西了。从《论语》来看,还是讲个人修身,从近处开始。我曾经讲过儒家的规划的问题,也曾讲过《论语》主要是讲修身,它也讲到“平天下”的问题,但是不多,《论语》第二篇讲“为政”,就是讲“平天下”,《论语》主要讲的还是一个伦理的社会秩序,不是政治制度。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孔子那些话,是对“士”这个阶层讲的,他的对象是将来在社会上占领导地位的人,所以他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老百姓来讲,孔子的意见是先要丰衣足食。现代人对于孔子和《论语》有误解和曲解。对于“君子”和“小人”的观念,我也有过文章分析,你可以找来看看。

陈远: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孔子形象?是“至圣先师”,还是一个原原本本的孔子?

余英时:我想“至圣先师”——一切都以孔子为模范——在今天不大能够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说中国的思想,不能光说《论语》,也不能光说儒家,老子何尝不重要?庄子何尝不重要?韩非子何尝不重要?我想今天来看孔子,应该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价值的一个人(因为从现在的材料来看《老子》成书在《论语》之后),一个很平平实实的人,一个实践了自己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装扮成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测,与一般人也就没有什么相干,“道”也会遥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今天也不能劝人做“圣人”,而是要劝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把价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讲讲或者写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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